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必须再平衡的关口。过去多年，投资和出口在支撑增长、稳定就业、推动产业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长期看，过度依赖投资和外需不是可持续路径。投资驱动容易带来地方债务、产能过剩和资源错配；出口驱动则会在全球需求放缓、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供应链安全被政治化的环境中，增加外部摩擦风险。近期中欧经贸关系承压、欧盟强调贸易失衡问题，美国要求强化供应链韧性，东南亚也出现稀土等关键产业链多元化布局，均说明外部市场已不再只是经济问题，而越来越具有安全和政治含义。
中国经济不平衡，首先是内部分配不平衡。居民消费不足，并非简单因为不愿消费，而是相当一部分群体不敢消费或无力消费。公共部门和非公部门之间，就业稳定性、收入水平、福利保障存在明显差异；部分体制内退休人员每月退休金可达1万元人民币以上，而大量企业退休人员不足2000元，老年农民基础养老金更低。这种差异不仅影响公平感，也直接压低消费倾向。收入和保障越集中于高储蓄群体，经济越容易依赖投资和出口来吸收产能。
其次，外部高技术封锁加剧了结构性压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高端晶片、先进制造设备、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等出口管制，同时限制部分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中国企业在关键技术上被迫加快自主替代，但在短期内，这会提高研发成本和产业链重组成本，也使中国更倾向于通过规模
制造维持竞争力。由此形成的出口能力，又反过来引发海外市场对产能过剩的担忧，构成新的摩擦循环。
第三，各国过分强调供应链安全，使全球化从效率优先转向韧性优先。过去企业普遍以成本和效率为圭臬，如今安全、稳定与韧性成为供应链设计的首要考量；多产地采购、多式联运、替代路线正在成为常态。这种变化并非只针对中国，但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核心节点，受到的影响尤其明显。当各国都追求“去风险化”，中国继续依靠大规模出口消化产能，必然面临更高的贸易壁垒和政治阻力。
出路首先在国内。中国须要降低行政成本，减少低效率公共支出和重复建设，把更多资源转向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提高劳动所得占比，改善非公部门劳动者的工资、社保和职业稳定性；同时保护合法资本所得，稳定民营企业预期，使企业愿意投资、创新和雇佣。再平衡不是简单“压资本、补劳动”，而是让劳动、资本、政府三者之间形成更合理的分配关系。
尤其重要的是提高底层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相比继续扩大基建投资，向低收入群体增加转移支付，通常更能直接转化为消费。只有当普通家庭对养老、医疗、教育和就业有更稳定预期，内需才可能部分替代出口，中国顺差才可能温和收窄，外部摩擦也才有缓和空间。
其次，要改善外部政治环境，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仍需要全球市场、技术交流和规则参与。近期中国增购美国大豆，说明经贸关系中仍有务实合作空间；外交部长王毅访问北欧，强调中欧是伙伴而非对手，也显示中国希望在绿色转型、多边合作中缓冲中欧摩擦。对外界而言，中国若能扩大进口、保护知识产权、提高市场透明度，将有助于降低他国疑虑；对中国而言，减少对单一出口市场和单一路径的依赖，也符合自身安全利益。
最后，财政税制也须调整。若逐步降低增值税在税制中的中心地位，提高消费税、财产税等与最终消费和存量财富相关的税种比重，并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匹配，地方政府就会更重视居民消费能力、公共服务质量和营商环境，而不是单纯扩大投资规模。
中国经济再平衡不是放弃制造业和出口，而是让增长动力从“生产能力过强、消费能力偏弱”，转向“居民收入更稳、保障更公平、企业更有信心、外部关系更可控”。这一路径短期不如投资刺激见效快，却更能降低内外风险。真正的再平衡，既是经济结构调整，也是社会分配和国际关系的再协调。
作者是中国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