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良十四世走上圣伯多禄广场的那一刻，人们对于这位美国暨拉美出身的教宗，能否继承前任方济各路线有所怀疑。但到底什么是方济各路线，目前众说纷纭，各自解读。
基本上保守派的诠释是极端不客气的，如美国电台主持人拉许·林博（Rush Limbaugh）曾指控方济各言论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茶党阵营则强调“耶稣是资本家，不是社会主义者”，以此驳斥前教宗对新自由主义市场体制的不满。
确实，外界多认为方济各有左翼倾向，但我认为，单纯从左右立场理解前教宗是有明显缺陷的。这些诠释忽略一个关键视角，即教宗的出身地。方济各的思想根植于阿根廷的政治文化土壤，故深受庇隆主义（Peronism）与“国家天主教”传统的影响。
正如意大利史家洛里斯·扎纳塔（Loris Zanatta）所言，若要真正理解方济各，就必须把他的主张置于阿根廷正义主义（庇隆支持者自称）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像教宗本人对待全球南方国家时展现强烈团结诉求，并批判西式精英与文化霸权，与庇隆主义不谋而合。
庇隆主义并非共产主义的变种版本，而是一条独树一帜的“第三位置”（Third Position）道路。它在20世纪中期由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提出，旨在超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二元对立，结合国家主义、民粹主义与社会正义理念。
庇隆主义的起源与天主教不可分割，尤其庇隆总统呼应教宗良十三世在19世纪末《新事》（Rerum novarum）中倡导的“第三位置”理念。在政治实践上，核心在于通过国家干预劳资关系，提高工人福祉，同时保留市场机制的活力，以“协调合作”取代马克思主义式的“阶级斗争”。庇隆政府最有名的口号是“这里只存在一种阶级的人：工作的人”，以宣示消弭阶级对立的冲突。
庇隆主义的影响并不限于阿根廷国内，“第三位置”的思维也与拉丁美洲多国产生交织与共鸣，从巴西的瓦加斯主义（Vargasism）、墨西哥的卡尔德农主义（Cardenism），到秘鲁维克多·劳尔·哈亚·德拉托雷（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所倡导的“印第安美洲的社会主义”。这些运动并不完全受庇隆主义影响，但在历史发展中彼此交织学习。他们都反对外来殖民者剥削，捍卫民族经济自主，尤其在反美苏两强的冷战框架中寻求本土化的解放途径。
人民神学：不采用阶级斗争等分析工具
方济各始终将关怀穷人与社会公义置于牧职的核心。他痛批当代全球经济体制成为“经济殖民”，批判新自由主义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目标，牺牲劳工与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性尊严。
尽管部分观察者将他的立场归为拉美解放神学的延伸，这个神学传统借助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主张为被压迫阶级寻求政治解放。但回顾方济各年轻时期，他本人便表现出对解放神学的保留态度。在1970年代担任阿根廷耶稣会省会长时，他常常跟亲马克思思想的神父发生冲突。这是因为他担忧福音被左派意识形态劫持，因此从不认为暴力革命途径可以完成教会使命。
更多学者认为，应更为贴切地用“人民神学”这一源自1960至1970年代阿根廷本土的神学流派来理解方济各。这个神学思想强调从拉美人民的宗教文化出发，以“偏爱穷人”为核心，但不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框架。这类神学认为“人民”即是神学的行动者，从百姓的文化与信仰出发，来寻求社会正义与方济各所坚信的路线。
正如洛里斯·扎纳塔所指出，若贝格里奥（方济各的世俗名）未生于庇隆主义与国家天主教的氛围中，他关于“反西方物质主义”与“反自由主义现代性”的觉醒是不可能发生的。是故，“没有庇隆主义，就无法理解贝格里奥”。
但我们须要极其谨慎地解读，方济各本人多次否认直接参与任何庇隆主义政党的活动，强调自己从未加入或拥护过庇隆党。因此，我们只能说方济各受庇隆主义影响，但不能说他是一个庇隆主义者。
如此一来，我们也就能理解方济各这位来自世界尽头的教宗，为何多次批评特朗普美式帝国主义的作为。特朗普驱逐移民，推动边境墙，一次又一次退出巴黎协定，质疑气候科学，这些都与方济各立场对立。他也多次批评特朗普路线并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比如他的批评“凡是只想筑墙、不想筑桥的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可见他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优先外交路线的不以为然。
回到良十四世，即使才刚上位而未清楚展现立场，但我认为，他跟方济各都与拉美有深刻的渊源，必定都受到“第三位置”与国家天主教的政治思想熏陶。良十四世若持续方济各路线，我们可以想象梵蒂冈会持续批评美国孤立立场。有观察者指出，虽然庇隆主义在拉美和阿根廷开始式微，但可能借由梵蒂冈的位置，继续在全世界天主教徒中发挥影响力。
（作者是马来西亚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