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四朝元老贺知章36岁登科入仕，80多岁时向唐玄宗告老还乡。他半个世纪的时间都在天子身边当官，一路顺风顺水。他正式离职的那一天，皇帝还为他办了一场盛大的送别酒会，满堂文武，不乏文人雅士，包括李白。
贺知章官运好，人缘佳，从未被贬，未被小人陷害。北宋四朝宰相文彦博也是做官50年，活到89岁，前后两人是中国几千年官场的罕见例子。
天宝年间某一天，贺知章与李白首次见面，一见如故，成了千古佳话。这一老一少，同样厉害写诗，还同样厉害喝酒。一个是喝多了，“骑马如乘船”（杜甫说的），一个是喝醉了，“天子呼来不上船”（李白有诗为证）。李白带着自己的诗作，到长安拜会贺老师，贺老一读之下，惊觉眼前这个小子不是人，而是“谪仙人”，是被贬谪到人间的仙人。
做了50年的官，贺知章终于以道士身份，回到家乡养老，写下一首《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如今一部潮汕电影，引发许多人对方言的浓厚兴趣，难道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方言的春天突然降临了？贺知章当年的“乡音无改”叫我浮想联翩，他大半辈子在京城当官，从未回老家，还“乡音无改”，可见方言对一个人影响之深之远。
当这两位大诗人，一个是浙江人，一个出生西域，四川长大，第一次见面时讲的是什么话呢？古代讲不同方言的人之间到底如何沟通？可以肯定的是，古人的共同语言，跟我们今天的华语，中国的普通话有很大的不同。
易中天《大话方言》一书里说：“南方方言腔多调也多，普通话只有39个韵母，闽南话却有75个，比普通话多一倍。粤语也有51个，当然它们的声母要少一些，但发音却极难。声调呢？普通话四个，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客家话六个……闽语七个，粤语声调最多……一共九个。”他说，“难怪北方人一听到南方话，尤其是听到粤语、闽语，就一个头有两个大……”
一位来自中国北方的旅游业界朋友常在演讲中自嘲，来了新加坡30几年了，听本地华人方言就会“头大”，他说这里的福建话只学会两句：“好练”和“kiasu”（怕输）。
研究中国语言发展的音韵学是一门深奥学问，源远流长，从古代的《切韵》《广韵》到《康熙字典》，都能找到古汉字的发音和演变过程。中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字书和韵书的整理，所以，中国方言百鸟争鸣，“书面语”、所谓的“雅言”（官话）就成了统一各地语言的基础。古代读书人要参加科举，就得通过读书学会雅言，才有望到朝廷做官，才能跟皇帝老爷以及来自不同地方的朝中同僚沟通。尽管各自带着自己的“乡音”，但至少大家不至于“鸡同鸭讲”。
即使我们今天从南北不同语言的戏曲，也可以从唱词的发音发现，中国语言其实是南北一家亲。
国学大师胡适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历史讲座上也谈到中国人的语言问题，他说：“近五百年来，民间流行的有唱戏的戏本或说书的曲谱，都是由普通话而变成写作的形式……”
胡适说：“官话的演进到了现在，所以能够流行很广，其功效也颇得力于《三国演义》《西厢记》《红楼梦》……种种著名的小说，在数百年长时期深入民间的宣传。”（胡适这篇题为《中国再生时期》的讲稿，收入哈尔滨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北大历史讲座》）。
细细咀嚼胡适这一番话，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今天的新加坡人若要讲好华语，阅读华文是必修基本功。
从今年起，新加坡学生只要在小学离校考试取得优异的华文成绩，就可在中学修读高级华文，不会因四科的总成绩不达标而错失学习机会。今年的中一生中，约1625人因这项政策调整，选择修读高华。
这项教育新政是一种固有思维的突破：每个有能力学好华文的华族子弟，都该获得加强华文素养的机会。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发新加坡民间对学习各自方言的兴趣，多名国会议员也在国会关注新加坡的讲华语运动，是否应该因应时代变迁调整定位，以及如何在推广华语的同时保存方言文化。
其实，新加坡政府早在10多年前，便对管制方言的立场有所松动，宗乡社团会馆办方言学习班，政府也乐见其成。
对方言电影的进一步放松管制，是另一块大石被搬动了。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梁振伟7月7日在国会答复议员的提问时说，随着新加坡人口结构的变化，讲华语运动的重点已从推动华语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言，逐渐转向培养和深化国人对独特新加坡华人文化的认同与欣赏，同时让华文华语学习更生动有趣。
他这一番话从此可成为官方对讲华语运动的性质与发展的官方表述，意义大过方言电影管制的放松。
年轻华族子弟，凭一时之脑热，赶时兴学方言无妨，不过学好华语，终究是读懂华文的基本功。
政府更包容方言，以及放宽高级华文学习，是经过长期政策实验的随机调整，这种政策思维的“顿悟”虽来得迟，但总好过没来。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