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爆的Netflix韩剧《铁拳教育》，持续引发教育界朋友的热烈讨论。剧中“拳打顽劣学生、力压蛮横家长”的情节固然令人解气，却终究只存在于戏里。撇开家长问题不谈，体罚学生这一议题在东方社会的教育场域里，从来都不只是方法之争，更是东西方价值观、儒家传统与人权意识之间的深层冲突。
《礼记·学记》说：“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戒尺和教鞭，数千年来都是儒家文化圈课堂维持秩序的象征。许多四五十岁以上新马民众的读书年代，都不会对被教师鞭打的画面感到陌生——那不仅是惩戒，更是一种“恩威并重”的文化仪式。
时至今日，教育环境、家庭结构、学生心理及社会价值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体罚，新加坡教育部的规则很明确：校长必须批准，并由授权教师在特定情况下对男生施以藤鞭，但须严守程序，且不得公开执行；女生则完全豁免。教育部长李智陞也曾于5月5日在国会表明，鞭刑仅在其他惩戒方式均不适用时，才作为学校最后手段；马来西亚法律同样允许学校的藤条鞭打体罚，并受严格的标准作业程序约束。然而，法律条文落实和实际课堂操作之间，一直以来都存在落差，去年，马来西亚两名教师因鞭打学生而被控刑事罪，即为例子。
整体而言，新马社会普遍上把体罚视为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文化表达。
古代佛教文献也记录许多禅师通过“棒打”方式，来教导学生的故事。比如黄檗禅师、德山禅师等名师，都以“棒喝”闻名。这种“以痛促悟”的教化方式，和现代“课堂藤鞭”有着相似的结构逻辑：疼痛不是目的，觉醒才是核心。然而，历史上也记载一些禅师只学其形、不解其义，随意喝斥、棒打学生。这意味着：体罚若缺乏内在的慈悲与智慧，便只剩下暴力的外壳。
来到学生品行愈发低劣、劣行愈发猖狂的现代教育课堂，最大挑战在于，执鞭者能否像黄檗禅师那般“慈悲得像老婆子”——在冷静、洞察和关爱前提下，才施以必要的惩戒。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2011年1月发布的《家庭儿童管教实践》报告中，将体罚定义为“任何使用体力、意图造成疼痛或不适的惩罚”，并强调目的在于纠正行为，而非施虐、情绪失控的暴力伤害。问题是，这条界限很容易不小心跨越。当教师在情绪激动时施鞭，当惩戒演变为发泄，体罚便已异化为伤害。
当我们超越东方文化情境，正视国际研究数据时，画面便复杂得多。
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的一份报告《针对儿童的体罚：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指出，学校体罚在非洲及中美洲盛行率高达70%，西太平洋地区则约25%，而且体罚与身心健康损害、认知障碍、行为问题及暴力代际传递密切相关，对学生也没有正面效果或利益。报告强调，立法禁止体罚是“必要但不充分”的，须要结合家长教育、教师培训等策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5年的调查报告追踪秘鲁、越南、印度等国学生的学习体验，发现体罚显著降低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团队2023年8月发布的研究，追踪710名4岁半至11岁的儿童，发现逾80%孩童曾遭父母打屁股、掌掴等体罚，而体罚无法转化为子女对父母的正面感受，研究员因此建议推广非暴力教养策略，以促进儿童心理健康与家庭关系发展。
另外，加拿大皇后大学团队分析全球多国体罚禁令数据，证实禁止体罚的政策立法，能有效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并显著降低自杀风险。
无论如何，个人认为，我们不能把所有学术研究都直接照搬到亚洲社会，因为教育不是脱离文化和传统价值观而存在的制度。新加坡社会表面上偏西化，但文化底蕴还是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强调尊师重道、群体责任与家庭伦理。而西方社会更重视个人自主、儿童权利及平等关系。两种文化各有其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如果忽略文化差异，强把西方教育理念移植到亚洲学校，同样可能产生新的问题。
适度、有原则、有温度的管教，配合清晰的制度边界与教师情绪培训，或许比全面禁止或全面放任，更符合本地学校和社会的现实条件。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否施以体罚，教育者都必须回到根本：让学生明白被罚的原因，保护他们的自尊不在公众场合受损，并在惩戒之后给予情感上的接纳和支持。
教育最终追求的，不应该是培养“害怕处罚”的学生，而是培养能够自律、自省、尊重他人及承担责任的公民。无论是传统儒家强调的修身自律，还是现代教育重视的心理健康或学生权益，最终目标其实并不相互冲突。
当我们能够建立一套兼顾纪律、关怀与文化背景的教育制度，学校能够同时培养纪律、同理心和心理韧性时，教育才能真正回应未来社会的需要。
作者是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客座副教授
分子遗传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