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默茨近日呼吁以新的“广场协议”推动人民币大幅升值，以纠正中国巨额贸易顺差。这代表了欧美政界一种流行看法：人民币被低估和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是中国长期顺差的根源。
然而，这种判断可能误读了中国经济。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与其说反映了“重商主义成功”，不如说暴露了内需不足、消费疲弱和结构失衡。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并非主要源于经济过于强大，而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国内需求长期无力支撑增长。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人民币升值不仅难以解决问题，反而是在用错误的方法回应一个被误读的现实。
人民币：被低估还是高估？
关于中国贸易顺差的流行叙事，通常从1994年讲起：人民币汇率从1美元兑5.8元骤贬至8.7元，由此奠定此后数十年出口繁荣的基础。
然而，这一叙事忽略了当时汇率制度的真实情况。1994年以前，中国实行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并存的双轨制。绝大多数涉外企业，实际使用的是市场汇率而非官方牌价。1990年代初，市场汇率已普遍贬至1美元兑9元人民币左右，甚至更低。所谓1994年“汇率并轨”，与其说是一次大幅贬值，不如说是对市场价格的正式确认。由于许多企业的实际换汇成本已接近1：9，最终确定在8.7元的统一汇率，实际上意味着人民币轻微升值，而非贬值。
更重要的是，汇率不仅取决于贸易收支，也取决于资本流动。过去数十年，中国虽然持续保持贸易顺差，但居民、企业家和高净值人群始终在寻求通过各种渠道配置海外资产。这种长期存在的资本外流倾向表明，人民币面临的并非单向升值压力。
这里存在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许多西方批评者一方面要求中国放开资本管制，另一方面又坚持人民币应大幅升值。然而，若资本项目真正完全开放，人民币未必升值，反而可能面临新的贬值压力。北京近年来持续收紧而非放松资本管制，本身便说明问题的核心未必在汇率，而在更深层的信心与制度结构。
即便人民币并未长期被严重低估，一个问题仍然存在：中国为何长期坚持扩大出口？主流解释通常诉诸重商主义逻辑：追求顺差、积累财富、扩大市场份额。但中国的现实远比这复杂。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指出，“强制增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苏东剧变后，特别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高速增长逐渐成为维系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来源。地方政府长期围绕投资、产出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进行考核，出口的重要性首先不在利润，而在增长——它服务于生产、就业和社会稳定。
这里存在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概念混淆：贸易顺差不等于贸易利润，出口创汇也不等于国家获益。一个国家完全可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而出口企业利润却微乎其微。
2010年，温家宝访美时曾指出，中国出口企业平均毛利率仅为3%至5%，并警告人民币大幅升值可能导致大量企业倒闭。更早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下，相关政策实际上牺牲了企业效益和发展后劲。
这意味着，决策者明知部分出口利润微薄，甚至损害企业长期发展能力，却仍坚持扩大出口。这显然不是传统重商主义追求财富积累的逻辑。中国长期形成的贸易顺差，与其说是重商主义成功的结果，不如说是一个“增长优先”体制的结构性副产品。出口首先服务于增长，而非利润最大化。
顺差背后的增长困局
如果说过去中国依赖出口，主要是为了维持高速增长，今天出口的重要性则越来越源于国内需求不足。
近年来，中国经济同时面临房地产持续调整、地方财政压力加剧、消费增长疲弱和就业不稳定等多重挑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偏低，扩大内需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据最新研究预计，2026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将达到3.2亿，占全国就业人口四成以上。就业和收入预期持续走弱，使家庭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内需因此难以成为支撑增长的主要动力。
当内需难以支撑增长时，出口便重新成为支撑增长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今天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比过去更加强大，而是在越来越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需求不足以吸收持续扩张的生产能力。与其说顺差体现竞争优势，不如说暴露了内需不足；与其说标志着经济实力增强，不如说反映了增长越来越依赖外部需求。
这一现象并非首次出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前，中国同样长期依赖出口和外资弥补内需不足。房地产繁荣结束之后，中国经济某种意义上重新回到这一轨道。
因此，当西方将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视为中国经济日益强大的证明时，它忽略了顺差背后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今天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是增长优先模式走向极限的信号。
从增长到发展
如果贸易顺差主要源于国内结构失衡，而非汇率操纵，真正的问题就不在人民币汇率，而在中国经济结构本身。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真正的挑战都不是推动人民币升值，而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结构性转型。只有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居民消费，降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贸易失衡才可能得到持续缓解。
然而，这一转型并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过去数十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始终相信，融入全球市场便会自然带来发展。但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市场整合本身并不必然产生真正的发展。近年来，美欧及东亚主要经济体纷纷重拾产业政策，正说明越来越多国家重新认识到，市场不能自动完成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
问题在于，发达国家一方面不断扩大自身的政策空间，大力推行产业政策，另一方面却仍倾向于要求发展中国家遵守限制产业政策的全球规则。对于中国而言，未来不仅须要继续争取更大的政策空间，更须要把这种政策空间真正转化为发展的制度能力，逐步建设真正的发展型国家，使增长持续转化为发展，使经济扩张切实改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
中国过去数十年的崛起，是现代经济史上的重要成就，但也揭示一个更深刻的事实：增长不必然意味着发展。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早已不是人民币是否被低估，而是中国能否完成从“增长优先”到“发展优先”的转变，将改善人民生活而非单纯扩大经济总量，重新确立为国家发展的中心目标。
作者是旅英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