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加拿大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军事工业，但六年后，它的工厂却已生产出数千架飞机、数百艘海军舰艇，以及超过80万辆军用车辆，让这个仅有1100万人口的国家成了军工强国。
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对这一转型至关重要，但如果加拿大没有同时建立起能够将政治承诺迅速转化为大规模工业产出的机构、融资机制和实体设施，那么，这些支出就意义不大。将于本月7日至8日齐聚安卡拉参加2026年峰会的北约领导人，应当将这一教益铭记于心。
欧洲和北美各地的国家政府，都在加大国防开支。它们纷纷宣布新的装备计划、采购项目和支出目标，包括到2035年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提高到5%的承诺。将国防确立为战略优先事项、增加开支以及完善采购体系，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步伐。但要将资源转化为军事能力，则必须发展工业产能。
乌克兰的实践证明，现代战争的资金准备，必须先于战争本身。自2022年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已调动数十亿美元资金用于扩大无人机研发和生产。它的回报令人瞩目：成本仅需几千美元的无人机，就能摧毁价值相当于其数百甚至数千倍的军事装备，就算被拦截，也会给俄方造成巨大损失——后者可能不得不发射价值数万乃至数十万美元的防空导弹。但如果没有为大规模生产无人机所需的工厂、工程师、软件、供应链和生产能力提供资金支持，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北约国家并不缺少资源、技术专长或政治意愿，而是缺乏能够以当今安全环境所要求的速度和规模，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军事能力的市场架构。生产能力依然受限，交付周期长达数年，关键供应链十分脆弱。随着瓶颈问题持续存在，国防开支不断攀升，侵蚀了购买力，并延迟了各类急需能力的落地部署。
政府别无选择只能介入
如果北约盟国要建立威慑所需的工业能力，就得在不采取战时级别经济管控的情况下，实现战时级别的工业响应能力。这需要一种新的市场打造手法。
首要挑战是创造可靠的长期需求，这是私人领域投资建设新工厂或扩建生产线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各国政府必须单独或与盟国共同作出可信且多年期的采购承诺。
第二个挑战是为这一新需求提供融资。即使存在未来订单，工业扩张仍须获得负担得起的长期资本。新建工厂、购置设备及扩建生产线，都需要巨额前期投资。制造商通常向商业银行借款来资助这些投资，而这些资金的成本最终会反映在政府为军事装备和弹药支付的价格中。当商业融资无法获取或成本过高时，政府往往别无选择，只能介入。
与现行体系相比，这种市场打造手法，将更具成本效益且效率更高。它的起点是建立一个专门的多边机构，作为国防工业及相关供应链发展和扩张的专用融资平台。这正是目前正在讨论的国防、安全与韧性银行（Defence,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Bank，简称DSRB）计划要扮演的职能。
通过建立一个由主权支持的防务融资市场，DSRB将协助降低工业扩张的融资成本。由此带来的更有保障融资环境，加上能确保未来收入的长期需求承诺，将吸引商业贷款机构并带动私人投资。
这将极大缓解国防预算的压力，因为在现行体系下，这一预算不仅必须覆盖对军事能力的直接投资，还必须承担相关融资成本、产业风险和低效率。后一类成本降得越低，政府就越有能力采购更多的无人机、导弹和弹药。投入更多资源固然是好事，但更有效率地利用已投入的资源则更为可取。
DSRB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贷款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建立一条专门针对国防、安全和韧性的AAA级收益率曲线。企业、银行和政府因此能够获得专门设计的融资条件，以满足建设工厂、加强供应链和扩大国防生产所需的长期投资周期。
增强国防能力不仅关乎安全政策，也关乎产业政策，那些增强威慑力的投资，同样能够支持制造业、创新、出口和经济增长。
借助传递需求信号的多年期采购，同时依托DSRB提供的融资平台，盟国最终能够构建一个运作良好的防务市场。这么一个市场不会取代各国的国防预算，而是会使它更具实效。国防开支将转化为投资，投资将转化为生产，而生产将转化为威慑力。
要知道，加拿大之所以能在1939年成为军工强国，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军费开支高于其他国家，而是因为它建立了能够把军费转化为生产能力的机构、融资机制和产业架构。
作者Fiona E. Murray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创业学教授，北约创新基金主席；Robert Murray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践教授、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曾任北约创新事务主管，现为英国智库地缘战略理事会名誉研究员
英文原题：NATO Needs a Defens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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