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印度青年成立一个叫“蟑螂人民党”的准政党组织，回应印度首席大法官坎特对青年人的羞辱言论。坎特曾在5月的一场听证会上，把失业年轻人比作“蟑螂”与“社会寄生虫”。蟑螂人民党成立于偶然，但随后在印度走红，足以说明拥有广泛的现实基础。
蟑螂人民党尚未注册为正式政党。从多场线下活动来看，该组织虽然将自己称为政党，但仍属于“社会运动”范畴。未来是否会转型为正式政党，仍有待观察。但它的意外走红，却促使笔者思考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年龄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分野，进而成为稳健政党的社会基础吗？
作为非主要社会分野的性别与年龄
笔者长期研究政党政治，对作为政党政治基础的“社会分野”（social cleavage）理论较为熟悉。著名政治学家马丁·利普塞特与斯泰因·罗坎曾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即西欧现代政党的形成，是建立在四对社会分野的基础之上，即中心与边缘、国家与教会、工业与农业、资本与劳工。这一理论主要基于西欧的历史经验，解释西欧政党体制形成的社会基础。笔者一直在思考，为何恰是这四对分野？其他的社会分野难道不能作为政党的社会基础吗？比如常见的性别分野与年龄分野。
性别与年龄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物属性，同时具备重要的社会属性，由其产生的分野是否也能成为政党竞争的基础呢？
先看性别分野，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从男权主导到女权崛起，性别在政治中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但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党体制是围绕男女分野建立起来的，即男性政党vs女性政党基本不存在。虽然一些国家存在女性政党，如冰岛的“妇女联盟”、德国女权党、瑞典女权倡议党、挪威女权倡议党、芬兰女权党、韩国妇女党等，但这些屈指可数的女性政党，真正取得成功的好像只有冰岛的妇女联盟，它在1983年至1999年作为独立政党参选并连续获得国会议席。然而，这个唯一成功的女性政党，也在2000年并入社会民主联盟，失去作为女性政党的独立组织地位。
再来看年龄分野，虽然不像性别分野那样泾渭分明，但同样清晰可见。人类社会的早期部落形态中，长老统治非常普遍，因为年龄代表着智慧和经验，即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传统型权威。但自现代政党产生以来，以年龄为社会分野组建政党的体制同样几乎不存在。多数国家的青年组织都是作为主流政党的附属组织存在的，独立注册的、以青年为主体并主打青年议题的政党同样屈指可数，仅有马来西亚民主联合阵线、荷兰的“LEF—新一代党”等几个，但获取议席的目前几乎没有。这就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何年龄没有成为主要的社会分野？
年龄缘何未成主要社会分野
说年龄没有成为主要的政治分野，并不意味着年龄没有政治属性。多年前笔者听过一个德国教授的讲座，大概主题是这位教授发现，德国选举政治中老年人的投票率远高于年轻人，因此老年人的问题得到政治关注和政策回应的概率就更高，年轻人同样有诸多值得解决的现实难题，但由于他们投票率低，因此得到政治关注和政策回应的概率就低。年轻人的学业议题、就业议题、青年福利等议题，在当今多数国家都是重要的社会议题，也是选举市场备受瞩目的政策议题。年龄分野之所以未能催生出独立政党，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存在所谓的“交叉切割效应”。这一观点认为，年龄分野与其他社会分野存在交叉，难以形成独立的社会分野。比如中高收入阶层有青年和中老年，低收入者中也有青年和中老年，但来自高收入家庭的青年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年之间，就缺乏共同归属感；再比如城市中有青年和中老年，农村中也有青年和中老年，但来自城市的青年与来自农村的青年也较难找到共同归属感。一句话，以年龄为基础的代际政治，很容易被阶级分野和城乡分野等其他社会分野所吸纳。
其次是存在所谓的“生命周期效应”。这一观点认为，人的政治态度变化随着年龄变化而改变，难以形成独立的社会分野。年轻时的激进往往源于对未来收益的高预期和对现状的不满，而年老时的保守则常源于对既有利益（如养老金、社会稳定）的维护。如果是这样，年龄就只是个人生命轨迹的波动，而非社会群体的结构性分裂，今天的激进青年，随着年龄增长和利益固化，很可能转变为明天的保守选民，因此无法形成固定的政治阵营。
时代变迁与年龄分野的凸显
然而，时代变迁产生的新情况，给上述的解释范式带来显著挑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年龄分野的凸显，及其所带来的挑战。
首先，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加剧代际资源分配的张力。?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让社会福利的“蛋糕”分配呈现出明显代际倾斜。养老金与医疗支出的持续扩张，不断挤压教育、住房及新生代福利的空间。当年轻群体意识到自身正为庞大的老年福利体系承担高额成本，却难以获得对等回报时，代际利益冲突便由隐性积累转向显性爆发。
其次，家庭结构的嬗变削弱了年龄分野的缓冲机制。?传统家庭本是调节年龄矛盾的重要减震器，年轻人往往因父母与祖辈同属老年群体，而在立场上有所顾忌。然而，随着婚育意愿低迷与少子化趋势加剧，社会日益走向个体化，家庭这一传统调解机制的效能大幅衰减。失去亲情纽带的内在约束，年龄分野所引发的矛盾，更易突破温和边界，趋向激进与对立。
再次，数码媒体的发展正削弱“交叉切割效应”。前文提到，年龄难成政党根基，关键在于阶级、城乡等交叉分野的稀释，同龄人因阶层或地域差异彼此分裂，难以凝聚为统一的利益集团。如今，算法驱动的社交媒体正动摇这一前提，平台精准推送构筑“数码代际区隔”，年轻人与老年人各守各自的信息茧房，信息世界日渐割裂。这种隔离强化了同龄群体的参照认同，压缩了跨年龄共识的生成空间。加之少子化与个体化削弱家庭这一代际的减震器，年龄正从流动的生命周期变量，固化为相对封闭的社会分野。
印度青年以“蟑螂”为名自我嘲讽乃至发起组织，看似荒诞，实则是代际矛盾由隐转显的信号。在算法构筑的数码代际区隔削弱交叉认同、家庭这一传统减震器效能衰减的当下，年龄正从流动的人生阶段，逐渐固化为相对独立的社会分野。若既有政党体系持续忽视青年群体在资源分配与价值认同上的双重困境，这种基于年龄的裂痕，迟早会重塑选举政治的底色。
作者是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