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五年前，我曾警告说我们距离滞胀只差一场供应链的断裂。在通货膨胀飙升与全球需求复苏乏力的联合作用下，滞胀确实在冠病疫情冲击后短暂爆发一阵。但与疫情一样，这场经济中断很快就平息。如今，一种更令人担忧的滞胀形式正在酝酿之中，并可能对全球经济和世界金融市场造成严重而持久的后果。
这两种滞胀的重要区别在于损害的性质。在冠病疫情期间，供应链因需求的显著转换而受到压力——封锁初期，人们消费更多商品和更少的服务，而在重新放开后则一下子反了过来。这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半导体元器件短缺和全球航运瓶颈。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大约贡献2021年至2022年间美国通胀飙升幅度中的60%。供应链中断状况差不多两年后才开始消退，使通胀压力得以缓解。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保护主义政策引发的全球供应链彻底重组相比，这些暂时中断如今看来似乎微不足道。出于各类意图和目的，美国正在与各类全球贸易网络，特别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供应链，甚至可能是通过被称为贸易协定“黄金标准”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将北美连接在一起的供应链脱离或脱钩。
这将逆转供应链的效率。学术研究显示，正是这一效率使美国通胀率在过去10年，每年至少降低0.5个百分点。美国新近对贸易伙伴的蔑视所驱动的逆转，很可能是永久的。冠病疫情的动荡有一个明确终点，而对美国的不信任将在特朗普离任后长期存在，且再也没有快速或简单的解决办法。
生产向美国本土回流不会一帆风顺。特朗普认为，国内外企业宣布的大规模投资，是美国制造业涅槃重生的迹象。然而，各类生产平台不可能像乐高积木一样被拆散和重新组装。在最好情况下，这些项目都需要多年规划和建设才能逐步投产。
但是，在当今政策极度不确定的环境下，针锋相对的报复性关税和制裁，很可能会随着特朗普的一时兴起而改变，因此生产回流有可能遭到遏制甚至完全撤销。美国从全球化撤退后，世界其他国家也很难收拾残局并发展新的供应链。
正如美国需要时间重建国内产能一样，其他国家重组贸易安排的努力也将旷日持久。如果说全球价值链反映的是比较优势的效率，这种生产、组装和分销平台的重组，就有可能增添新的低效率，进而提高全球的成本和价格。
在这款滞胀鸡尾酒中，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成分：中央银行的政治化。在这方面，美国再次走在前列。特朗普坚持他有权评判美联储的政策行动，并多次大声表达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维持政策利率不变的不满。
风险是他还可能进一步对美联储的独立性发起攻击。他最近宣称，可能会迫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下台，认为后者的“任期越快结束越好”。虽然他后来收回这一威胁，但此举与他扩大行政权力的更广泛且似乎违宪的举动，是一致的。在这一权力攫取中，他已经将目标转向其他独立机构，出于政治目的，非法解雇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领导人。谁又能保证一向反复无常的特朗普不会出尔反尔，再次攻击鲍威尔呢？
至少，特朗普正在加大对美国货币政策的政治施压，而此刻新的供应链断裂导致的通胀压力正在不断加大。再加上他众所周知的对弱势美元的偏好，当前情况与1970年代末极为相似。当时弱势美元和弱势美联储，加剧美国首次爆发的滞胀。还记得当时如无头苍蝇般的美联储主席米勒（G. William Miller）吗？这对当时在美联储任职的我来说，可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
滞胀的另一面，是美国和全球经济不断增加的衰退风险。这又让我们回想到美国和全球经济越来越有可能受到普遍、持久的不确定冲击，以及企业和消费者的决策瘫痪。特朗普将征收所谓“对等”关税的4月2日称为“解放日”。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会招致报复，并可能导致全球贸易周期下滑的破坏行为。如果情况持续下去，世界将极难躲过衰退。
特朗普议程的后果，可能与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另一项保护主义政策失误）之后的全球贸易战一样具破坏性。鉴于当前美国的关税甚至比当时还高（事实上，比1909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高），这让我们有必要回想起1929年至1934年全球贸易萎缩65%的事实。今天的世界如能摆脱滞胀，就已很幸运了。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投资有限公司前主席
英文原题：Stagflation for the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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