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人类仍然在适应飞速而至的全球化；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美式普选民主，正在应对互联网上信息与谎言的同时大漫灌。担心普选民主的安危，应该不无道理。不过，关于互联网信息系统的弊端与副作用，其实有着现成而有效的缓解药，曰反垄断、负责任、堵漏洞。
历史性、现象级的特朗普旋风，在美国政治里已经强刮10余年，影响波及全世界。如笔者在《美式互联网与美式普选》（《联合早报》3月28日言论版）指出，特朗普的竞选成功和执政风格，展示全球化的互联网与古老的美式普选制度碰撞后的一种新型网红政治。
全球化使国家间的关联日益密切，世界在时空上大为缩小。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冷战后美国引领的全球化，比起1914年前西欧主导的所谓第一波全球化，更为迅速广泛深入。千万年来，人类需要至少几十天的连续跋涉，才能触及整个已知世界（大多数时候只不过是地球的一小部分而已）。如今，全球任何地方，人货均可当日到达。互联网上更是实时就可以见面与交流。真正天涯若比邻。
互联网如今在美国大致仍处于所谓原生态中，自由自在，充满活力，带来无数便利和商机，功莫大焉。与其他传统媒体行业不同，网络平台享受着特别的法律豁免，不怕问责，形成寡头与垄断掌控的一个“三体”新世界：一方面，是免费有趣还极易令人上瘾的信息轰炸与精准投喂；另一方面，是细分固化乃至水火不容的信息茧房无处不在；同时，无法过滤以致真假难辨的垃圾信息与人造毒素无穷无尽。
这些时空距离的剧变，对人们的行为规范带来空前而全面的冲击。美式互联网对世界老大美国的选举与治国，影响明显而巨大。笔者《网络时代的信息贫困化》（《联合早报》5月27日言论版）指出，网络时代诡异而重大的信息贫困化，就是一大弊端。
定期的普选民主，可算是人类不断探索试错得到的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公权力交接制度。如同其他所有制度，它并非十全十美。一个早为人知的隐患，就是在价值寻求、判断能力与知识储备上，都必然各有不同的选民，平等地每人一票。这使得选举结果（新领袖与新政策）可能会成为取悦大众乃至故意媚俗的一时兴起；还会有因受到裹挟、操弄而不断地逐底竞争，给野心家机会，走向威权独裁或者暴民政治，从而葬送民主法治。
有鉴于此，美国设有不断更新的多层级地方自治与政府本身的分权制衡，试图在民众普选领袖与专家精英治国、容纳创新变革与保持稳定可靠、追求效率速度与推行理性公正等重要但难以同时同样兼得的诸多目标之间，以制度性的摇摆纠错空间、有意的迟缓冗余（redundancy）和特意的取舍割弃（tradeoff），来达至一个综合的动态平衡。
在普选制下，绝大多数选民都是依赖政党游说，尤其是大众媒体的信息来投票。无论是口头宣讲、组织动员、传单标语还是书籍报刊、广播电视，争取选票历来都有巨大的成本效益考虑。故意乃至恶意传播虚假信息和欺骗选民，不仅受成本限制、冒法律追究的风险，还常常因为失信而起到反效果。于是在政治信息传播里，筛选收敛的自控与创新竞争的自由，大体上并行不悖。
到了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成本效益的计算大为翻转——传播越广，不仅不增加成本，反而越有流量收入之利。公众人物言行的自由与自控之间，也就随之出现突发式失衡。
网络上的饱和式信息轰炸简单易行、毋庸担责还一本万利；启蒙教育与误导操弄常常是伯仲难分。中听的空话谎言和惊悚的阴谋论，很容易就淹没掉枯燥的理智常识与逆耳的真话实话。奇特出格的不间断表演型与病毒扩散式（viral）言行，很容易就抓住人们的眼球，造就所谓网络红人。精于此道的网红式政治领袖，可以廉价地收获与他们的理念人格与实际能力可能完全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不惜逐底向下的网红政客，对错贵贱任人评说，可以笑纳实实在在的庞大流量和追星族式的粉丝选票。
这样一来，原本既需要选民是“有知公民”（well-informed citizen）也需要领袖是“有德君子”（moral gentleman）的普选民主，遭遇真假难辨的信息大混沌。电视连续剧式的新奇震撼表演，成为网红政治里的制胜法宝，令诚实守信之类的道德操守大为贬值。所谓劣币驱逐良币不再只是一个可能的经济现象，也成了信息传播与政治言行的新现实。
当然，各色政客与领袖其实都须要表演，言行都常有夸张不实。越是不民主的国家，领袖的表演需要和言行不一越是根本性、习惯性的强烈，还有着国家机器的加持。
吊诡的是，在自由的美式互联网里，利欲熏心的垄断平台现在强有力地创造和奖励敢于、善于雷人表演的网红领袖，使得民主选出的网红政客，看起来在向威权领袖大幅靠拢。网红式领袖当权后，如果习惯性地继续博眼球、求关注，以真人秀式不停的新奇折腾来网红治国，无视竞选与执政的区别，把表演明星、公司老板与治国理政混为一谈，大概率就是不知道或者忘了中国人的一句古训：陛下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
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人类仍然在适应飞速而至的全球化；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美式普选民主，正在应对互联网上信息与谎言的同时大漫灌。担心普选民主的安危，应该不无道理。不过，关于互联网信息系统的弊端与副作用，其实有着现成而有效的缓解药。这里先试举三例。
其一曰反垄断。如同其他行业，互联网行业必须有真正的充分竞争。新平台如蓝天（Bluesky）之类应该得到鼓励支持；同时更应该启用已经140多年的美国传家宝之一《谢尔曼法》（Sherman Act），来强制拆解那些垄断性巨无霸平台。
其二曰负责任。如同其他媒体，网络平台必须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它们早就应该剥离网线存储业务，被正视为名副其实的媒体，即通过强大的隐秘算法来推广、投喂特定信息的制造商和传播商，完全不应有任何特别的法律豁免。传播上了一定规模的信息，就成了公众信息，应该自动显示来源及真实（或匿名）的原作者。真正的言论自由不能免除必要的言论责任，就像在拥挤的剧院里大喊“失火”就必须为之负责一样。
其三曰堵漏洞。如同其他广告，竞选宣传要有基于诚信的一票否决。选举法规应该更新，通过法庭来处罚乃至禁止公然不断撒谎的政客，就像惩罚和取缔虚假广告商一样。
方兴未艾的网红政治，已然成为选战利器；略加调适后，普选民主应该无恙。网红治国，犹如所谓的马上治国，则不应也不能持续。特朗普2.0开局仅仅四个多月，看来已经面临从马上（网红）治天下，到下马（实际）治天下的必须的艰难转变。至少他的国家安全班子，在日前的Signal聊天群丑闻后，应该感到违规用社交媒体来商讨军务的危险。他的特别顾问马斯克对削减联邦财政赤字的失望，似乎昭示网红治国并没有多少新奇魔力。据统计，那些很博眼球甚至令人震撼的总统行政命令，包括影响全球的诸多关税，有多达80%以上已经迭遭法院阻止。
民主政治是古老而复杂的制度与实践，不断更新和大家的参与，才可能使它长青、鲜活，在互联网时代也绝不例外。
作者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