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宗教复兴诚然势不可挡，则美国必然首当其冲。借助宗教复兴推动社会转型，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政治精英的现实选择。正因如此，不只清教保守主义，历史和现存的各种宗教元素，都有可能在美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被重新祭出，扮演重要角色。
虽然宗教世俗化的总体趋势并未改变，但进入21世纪之后，情况似乎有所不同。自2001年九一一事件开启新世纪的序幕以来，世界宗教人口的数量和占比都有所提高，几乎所有全球大事都有着种种宗教背景。
特朗普在觊觎美国总统宝座之初，就选择与福音教派结盟，让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重回早期基要主义（Christian fundamentalism）模式。他掀起的保守主义潮流带着明显宗教叙事色彩，深刻影响着美国当前的内政外交。俄乌之间战火持续延烧，根本在于乌克兰所处之地，是基督教各大派别的势力界线。这一脆弱的宗教阵线现在成了战争前线，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始终无法融入西方，事实上也与此有关。在许多地区，迄今仍然是教义而不是法治在维护着社会秩序。
对于信徒来说，宗教是精神家园；对于一个社会，宗教则是价值、秩序和文化的基座，非凡意义自不待言。但宗教对立一直是危及社会安定的内在因素，却也是事实。耶路撒冷作为三大宗教都势在必得的同一片圣地，蹊跷的人文地理结构糅合了发生战争的地缘、文化、大国战略等各种元素，衍生出来的冲突因此无休无止。这让中东的硝烟从不消散，也让欧亚非“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始终无法畅通。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就发动俄乌战争的动机进行过大段表白，其中饱含浓重的历史和宗教色彩。印度和巴基斯坦如果能在宗教认同上握手言和，可能当年就不会有印巴分治，后来也不会有连绵的印巴冲突。也正是天主教的迫害，让清教徒逃离故土，来到北美创建一个新教国家。
西方始终觉得自己处在价值高地之上，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东方社会的多神教或无神论，无法支撑信仰的虔诚与坚定。
宗教在历史早期从属于神秘主义，几乎每个教派都声称信众是天选之民，以此赋予松散的族群以品格和精神，进而形成超越血缘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凝聚，这对于推动历史进步意义重大。
传统宗教价值观21世纪意外复兴
现代国家体系形成之后，地缘和价值认同变得更为重要；同时随着人文主义确立和政教分立的推进，宗教逐渐收缩到精神领域，对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日渐式微。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人们对科技创新和物质享受的陶醉盖过一切，工业化、城镇化使人类文明水平不断升级，直至形成全球一体化的贸易体系。在此过程中，宗教所恪守的、内生于早期文明的种种传承，愈发显得时过境迁。面对现实，有些教派选择与时俱进，一步步向世俗妥协；有些则恪守旧制，但最终只会让信徒融入现代文明的速度变得迟缓。
原本以为，到了科学之光更加耀眼夺目的21世纪，宗教改良理当继续推进，更进一步消融于世俗才对，现实却是传统宗教价值观再度复兴，着实有些出人意料。
原因当然很复杂。宗教解决的是精神安放问题，是科技或哲学都回答不了的永恒之问。这类问题既朴素又深邃，为每一个人所关心却从无确切的答案；宗教恰恰对这类问题给出假设性的回答。虽然假托的神灵各有机缘或者另有考量，但因为触及人类的根本，已经沉淀为许多民族的文化之根，所以社会地位无可替代。
同时，成功的宗教都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对神秘主义的体制化。这类体制通常封闭且排斥异己，代代授受传承，造成宗教与世俗，以及不同宗教之间的竞争对立根深蒂固。每个教派都想一统天下，犹太教、基督教和回教等一神教尤其如此。所以，一个现代国家如果不能借助治理手段，让世俗理性超越原旨教义，则宗教势力过度扩张，甚至有可能引发战争。
科技虽然让许多宗教假说大白于天下，但物质富足未必能填补精神上的空虚，科技并非宗教的替代，宗教也并非总是向科技让位。如今人类对星辰大海的认知更为细致深刻，既能写诗作赋，也会胡说八道的智能模型，已经可以模拟人类的思想和灵性，所谓现代化框架下持续数个世纪的理念和秩序都在被颠覆。这些改变，不只影响社会生活方式，也冲击着人的内在精神。在新的伦理观念和社会形态形成之前，社会意识和个人精神都面临重新安放的问题。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迷茫和不安，21世纪同样如此。每值此刻，就是宗教复兴不会错过的机会。
宗教复兴也在推动着美国社会转型，还将更进一步重塑全球秩序。
美国最近一个世纪以全球“灯塔”的形象存在，但也是一个宗教色彩极其浓厚的国家，清教徒精神被视作美国国本，其“圣经地带”的一些地区，至今仍禁止未入教者担任公职。美国的宗教人口占比，青年人对宗教的狂热等，都远超欧洲。所以，如果宗教复兴诚然势不可挡，则美国必然首当其冲。
美国在大部分历史阶段都奉行孤立主义，秉持“昭昭天命”和“天选之民”的信条而自立自强；所谓“多元价值”和“全球主义”最多也就是二战之后的事情。忆往思今，美国人认为前者带来的是两次大战的胜利，遥遥领先的科技、军事和经济实力；后者带来的却是金融危机、战争泥淖、贫富分化和中产阶级的失落。既然如此，社会转型就不可避免，而转型方向自然是那些曾经缔造辉煌与平等的传统价值，尤其是被奉为立国精神的清教保守主义。
由此可见，宗教复兴发生在美国，可谓顺天应人。
但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构建之后，美国社会体制中多元、均等和包容（DEI）原则无处不在，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同样如此。所以，美国社会转型虽然是内在之需，但挑战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那些全球性的规则和秩序。这样的转型，对美国可能是一种纠错或调整，对其他国家却是冲击和破坏。
但无论如何，哪怕仅仅是为了选票，美国执政者也必须调整自由主义大旗下的发展模式，必须顺应主流民意，重新奠起天命与梦想的感召，重塑《圣经》伦理与世俗权力共厢共荣的体制，重回美国优先的发展轨道。为此，关税战、驱逐移民、重振制造业等，凡是可以令人追忆往昔荣光的大政方针，都是选项。
当然，在当今时局之下，上述目标不可能悉数实现，特朗普，或者换作其他总统，也不会当真要去复制历史塑造未来。但美国的地位和影响力，决定上述每一个目标的推进，都足以让国际社会风起云涌。而且，在反思自由主义和DEI原则的过程中，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显然已经不足为用，被长期抑制的传统宗教价值观正好派上用场，既可用来团结盟友，也能为“美国优先”的大旗收拢民意，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挑起冲突，以及孤立对手国家。
所以，借助宗教复兴推动社会转型，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政治精英的现实选择。正因如此，不只清教保守主义，历史和现存的各种宗教元素，都有可能在美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被重新祭出，扮演重要角色。果真如此，则世界格局的变幻将会更加波谲云诡。
作者是中国金融法律退休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