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随着蒋方舟和贾浅浅学术伦理问题曝光，不仅这两位知识女性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学术研究的伦理问题也再度成为关注重点。毕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即使不说神圣无比，也必须有相应的严格要求。学术产品如果大量充斥假冒伪劣，不仅浪费资源，对学术生态和整个社会价值的长远伤害，肯定是巨大的。
笔者的学术启蒙是来到美国读研究生以后才算正式开始。迄今为止，也有几本英文学术专著出版。虽然水平有限，但在基本学术伦理上自认严格自律，并无差池。记得刚到美国时，有一门研究生课，教授就专门介绍注释的规范做法，如何在数据库里查找文献，如何引述和转述。在多年的学术实践中，引用他人的观点和数据必须注明，但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只要言之有据也是毫不含糊，已经习以为常。在作为作者和匿名同行评审打交道，以及自己担任英文期刊论文匿名评审的长期过程中，也一再积累相应经验，如可以直接引用原始资料，就不要通过二手资料去转引，不断审视论文中的资料和观点来源，是否都有清晰的交代。
反思之下，笔者认为，在美国的学术环境中，尽管学生和学者也不可能完全禁绝抄袭，但至少在抄袭（plagiarism）、直接引用（direct quotation）、转述（paraphrasing）的定义，交代来源的重要性方面，学生时代就一再学习直到完全内化，同时在如何防止抄袭和作弊上，有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如大学的学术伦理委员会（一般称为荣誉委员会，因为事关个人荣誉）。因此，确实可以说，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尊重他人的已有贡献，是英文教育界和学术界习以为常的共识，也是类似丑闻较少的原因。
笔者认识不少认真做学问的中国国内学界友人，也高度尊重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常常在自己的研究中引用，也长期参与优秀中文学术论文的英译工作，以使这些成果被更广泛地知悉和使用。
但在这一过程中，笔者也亲历或听说过中国一些涉及学术伦理的问题。首先，多年前，笔者一位大学同学为了职称之类的问题，也曾找过笔者“代笔”，被笔者以学科不同为由拒绝。还有一名学者甚至以按质论价的方式，征求“代笔”，同样为本人所拒绝。一名海归友人初到北京某高校任教，给学生布置作业以后，稍加查询就发现“全班都在抄”，找到班长，结果发现“班长也在抄”。
写出原创文字 社会要求不高
这些情况说明，把他人的研究成果轻易据为己有，或者认为凭借友情乃至金钱，就可以找到“枪手”捉刀代笔，不仅在部分大学教师中存在，而且已经蔓延到本科生中间。同时，也有中国友人介绍，说有的中青年教授被出版和发表的硬性测评要求压得焦头烂额。在种种因素影响下，出现蒋方舟和贾浅浅，以及“耿同学”揭露的种种学术不端情形，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
制度性的要求有时过于严苛，当然是一个因素，但也绝不是学术不端的借口。上述本科生普遍靠抄袭来完成作业的情况，未必是在巨大压力下做出，但却说明，对于写出自己的原创文字这一基本伦理自律，整个社会似乎要求并不高。
笔者认为，相对于英文学术世界对自己原创性的重视和他人成果的尊重，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似乎存在一种与现代学术精神相悖的颓废心理。中国的一句老话：“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会抄不会抄”，似乎早就道尽这种心态，即把“抄”看作常态，认为文人之间自古以来就是抄来抄去，不足为奇，而且在原著者和现作者之间，不去建立清晰的边界。这种消极心态，长期潜藏在中国文化的深层，严重降低对原创性的尊重和作者的自我期许。
诚然，西方的著述也存在“会抄”，即一个作者可以把前人的大量发现、见解和数据放进自己的论著，但这里的核心在于，作者必须老实承认使用别人的东西，并且交代来源；而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显得“会抄”，而是真正细读和熟悉这些材料以后，使自己的研究坚实地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既大胆承认它，又大胆超越它，最终还是得拿出属于自己的分析和结论，并以此获得学界的认可。
当然，超越和挑战前人所需要的，首先是基本的学术勇气，而这个勇气又建立于一定的学术自信。假如没有这份自信，又不想下笨功夫，只急于完成作业或任务，大概率就会走捷径，去信奉“天下文章一大抄”了。
笔者始终认为， 超越前人，推进学术，是学问的真正目的和乐趣，而“天下文章一大抄”这一消极口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常常是学术不端得以自我合理化的精神避难所。但这种思维，极其不利于现代学术伦理的培育，不利于建立对自己的原创能力的信心，以及对他人原创成果的尊重。
作者是美国历史学者和时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