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科学界爆出一位打假新星。这位被部分科学大咖视为“灾星”而望之瑟瑟发抖的人，是网名为“耿同学”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前博士研究生。他本是一个科普博主，最近却通过揭露科学界一些猛人的科研造假而惊艳互联网，引发学术界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
耿同学在一个月内连续打了五次假，所举报的内容基本属实。或许是中国科学界苦假、骗、霸久矣，耿同学不仅为圈外广大吃瓜群众提供对科学界些许不满的情绪价值，也让中国广大底层科技工作者出了一口气，因而获得中国网民几乎一边倒的点赞。他随后被限流，但仍继续打假，并揭露母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论文数据不实的现象。
有个很奇怪也很不正常的现象，不知是否只为中国科学界独有。某些科研大咖包括一些普通的教授，一旦获得相应的学术地位后，就基本不再亲力亲为地做科研，而是甩手给手底下的团队。这从耿同学4月9日揭露的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发表在国际顶刊《自然》的论文数据造假一案中，可看出端倪：王平没有亲手做科研、写论文，只负有“对实验数据和论文质量失察失管”责任，而受到降级降薪处分。
大咖虽不亲手做科研，但也并非无事可做，譬如穿梭于各类场面上的学术会议，成为花钱或不花钱得到的学术团体会员甚至“理事”，并利用自身学术地位和人脉关系，专事争项目、跑研究经费。这些人，实验室基本不进，论文也基本不写，但在团队最后取得的各类科研成果排名中，往往要排在首位，成为一方的“学阀”和“科霸”。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团队底层又苦又累的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久而久之，工作就难免敷衍、粗糙，乃至造假搪塞了事。
更有相当多的大咖，搞科研并非出于热爱，亦无严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其量不过是上位的一块敲门砖而已。他们对做官要比做科研兴趣大多了。认真一点的，还看看自己指导的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不认真的，连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样一个十分严肃而重要的工作，都甩手让底下硕士生捉刀。写出来后又不检查，因而基金本子错误百出，难以卒读。
在中国，学者若拥有一定的行政头衔，就掌握科研在内的各类资源。反倒是一些纯粹学者、教授并没有多少话语权。举个例子，某校一位教授，在评上博导后，竟十几年没能分到一个博士招考的名额。但顶着教授头衔的人事处长都有博士可带，难怪早在一二十年前的深圳，就曾有40名教授去竞聘一名处长。
偏偏这些无心向学却有一定学术地位和行政职务的人话语权极大，常常担任他人论文和各类科研项目、奖项申报的评审专家。他们早就不动手做科研，对科学问题的认知能力严重退化，还要不懂装懂。故而在评审中，常冒出一些非常弱智的奇谈怪论。例如，在去年评审一项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国家基金的申报时，一位“专家”竟连微量元素地球化学早已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并有大量专著、论文发表出版都不知道。难怪每年国家基金申报书函评时，申报者总要到处打听申报书落在谁手里，然后想办法托人打招呼，原因之一就是申报者不相信部分所谓“专家”，对真正有科研价值的学术思想会有透彻的了解。
耿同学出现十分难能可贵
由此可见，中国科学界部分领域早已形成一个怪圈，严重制约那些纯粹学者的科研成长与发展，结果对国家科研事业进步造成严重内耗和阻遏。当然，也有部分年轻人经过千辛万苦，稍微取得一点成就，有了一定学术职称（如教授）后，就算“熬出了头”，从此再无心向学，开始追求行政权力和各种“帽子”，又成为新一代的科技官僚、学阀和科霸，再压制其他有学识但没话语权的人。中国科学事业就是这样磕磕绊绊、趑趑趄趄地艰难发展着。
因此，耿同学的出现十分难能可贵，在中国只恨其少，不嫌其多。理由如下：
一、耿同学曾是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具有这个领域里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譬如，一些科技界“大牛”的科研造假，就是他通过数据分析、统计学模型和自动化检测工具发现的。从这个角度说，他是圈子里的人，对圈子里的弊案，更容易发现。
二、他是互联网科普博主，而非体制内的人，没有体制内的人际关系和获得各类科研项目及奖项，照样可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所以他又是圈子外的人，因而敢于毫无顾忌地揭露各类大咖的造假现象。若只单靠体制内自我刮骨疗毒则相对较难，因为很多造假者和当权者已结成利益共同体，难以刀刃向内。如某大学明知某院士或某学者的学术能力很可疑，但为了学校利益，大都采取充耳不闻甚至包庇纵容的态度。前些年西安交大发生“李连生事件”，就是典型一例。
三、他还很年轻，有正义感也正能量满满，还充满锐气和勇气。这也是圈里人或体制内难能见到的。
不过，由于专业所限，耿同学所揭露的科研造假，主要还是集中在生物医学领域。至于其他领域，就有待科学界各个领域涌现出更多的“耿同学”，他们是科学界高效高能的“清道夫”，对于净化中国学术圈大有裨益。窃以为，在国家层面上，更应该对这类人才大张旗鼓地鼓励和保护。
作者是西安科技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