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6月25日刊登甄鹏先生《以伊战争的性质》一文，开篇引用俄乌战争作为引子：“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从法律上，俄罗斯是侵略；从政治上，乌克兰犯了大错。讲事物的两面性，不意味着和稀泥。”这段话在原文中只是导入全文的开场白。但笔者读后，却不禁思考：在当今世界，我们究竟该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判断小国、弱国在与大国相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选择?
甄鹏对俄乌战争的这段判断，在中文语境中颇具代表性。笔者尝试从两个维度解读：其一，作者似乎想表明自己的立场：从国际法角度看，俄罗斯发动战争是非法的，自己并不“挺俄”。其二，他认为，从政治判断上看，乌克兰“犯了大错”，主要是指在国家战略上的选择，尤其是“去俄化”过于激进，未顾及俄罗斯的强烈反应。
关于这一点，作为旁观者，我并不完全不同意。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后，时任总统尤先科推动的“去俄化”政策，确实相当激进。例如制定语言法，要求政府、学校、媒体、广告、路标全面使用乌克兰语，公务机关禁用俄语；尤先科还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及下属武装乌克兰反抗军（UPA）正名，并授予领袖斯捷潘·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称号。
在乌克兰东部及俄罗斯社会的认知中，班德拉是与纳粹合作、双手沾满苏联军民鲜血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据战时资料统计，他领导的组织在1940年至1950年间击杀近万名苏军士兵，造成约2万名平民伤亡。对乌东民众而言，这不仅是政治挑衅，更是一种记忆上的背叛。再加上2014年，亲俄的总统亚努科维奇被“尊严革命”推翻，莫斯科的焦虑与愤怒可以理解。
这些做法是否激进？答案是肯定的。但如果据此说“乌克兰犯了大错”，我们必须小心其中隐含的一种现实主义逻辑——即：小国在大国阴影下，必须谨言慎行，否则就该为自己的遭遇承担责任。这种表述最值得警惕的是，它把“乌克兰战略误判”与“俄罗斯武装侵略”并列陈述，给人一种“等重”的印象，仿佛侵略与政治犯错之间可以互为因果，甚至互相抵消。
这种逻辑的危险在于：一旦我们默认小国犯错与大国侵略一样严重，实际上就承认大国可以用武力惩罚他国的政治选择。长此以往，国际社会将退回到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所谓国际法、主权原则，将不堪一击。
这在历史书写上，也是一种典型的“责备受害者”的叙事陷阱。我们完全可以承认乌克兰在国家构建中，存在躁进和失策，但这类风险性的政治判断，不能与俄罗斯的战略性、制度性侵略行为相提并论。一个是在历史断裂中挣扎前行的小国出现的错误；另一个则是有组织、有意图的武力扩张。
更值得警觉的是，这种“对等之错”的表述，在中文语境中颇有市场。许多论者倾向以“大国博弈”的格局来看乌克兰问题，关注美俄角力，却忽视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的主体性。这种论述框架，实则淡化小国应有的正当选择权与国际承认。
当然，任何身处现实世界的小国，都不可能完全不考虑大国感受。但正因为如此残酷，我们才更不能把现实逻辑当成应然逻辑。否则，小国不仅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连“正当犯错的资格”都会被剥夺。
历史上许多国家的民主转型、国家认同建构过程都走过弯路。战略误判本应是国家成长中的试炼，而不是强权干涉的借口。否则，任何一个想摆脱旧宗主国的小国，只要迈出第一步，就可能被视为“犯错”，接着被理直气壮地针对。这难道是我们希望的国际秩序吗？所以，就算小国作出战略误判，我们也不能因此减轻大国动用武力所应承担的责任。否则，人类社会终将沉沦于强权压倒一切的世界。
作者是退休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