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文化可能像这座花园城市的植物一样，会在借鉴之后学习、复制，一些部分会得到升华。我们要有信心宣扬它，比较它，从中接受刺激再进一步提升它。
放假到潮汕走走，我不是潮汕人，本来只是冲着美食和好茶去。
先在潮州的枫春市场周围吃了一圈潮州小吃后，找了一间茶行准备买些真正凤凰山的单丛茶。潮汕人好客健谈，一进门先请客人坐下吃茶，然后就天南地北聊了起来。
老板知道我来自新加坡，就谈起潮汕著名小吃“水粿”，他觉得新加坡的水粿比潮州的好吃，因为我们用的是香米，润滑的口感和米香突出，听他说着都可以想象出味道来。而我觉得潮州的老菜脯香是质朴美味，在新加坡很难吃到，虽然如此，老板对新加坡水粿的赞赏，还是与有荣焉。
我们每天吃着的东西，会随着各种条件发生变化，包括气候、物质资源、经济条件、多元文化的碰撞等等，逐渐塑造出自己的色彩，比如海南鸡饭、福建薄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新加坡如今也是个美食都会，要介绍美食，新加坡人还是颇有底气的。
吃了一上午，下午到潮州古城穿行于一座座的牌坊，欣赏潮州人崇文重教的传统。走到韩江边，经过已故国学大师饶宗颐学术馆“颐园”。饶宗颐学术研究80载，著作涵盖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更是“敦煌学”的导路先锋。
饶宗颐与新加坡有几段渊源，最让人感兴趣的是1968年到1973年的这五年。当时建国初期，新加坡学术氛围尚未建立，1966年新加坡大学时任校长林溪茂公开招聘全球人才，最后看中了饶宗颐。饶宗颐当时刚获颁国际汉学最高荣誉儒莲奖，名气很大。但是他没有正式学历，在汕头金山中学没毕业就留在家中自学，所以在其他大学教书时只能当普通讲师。
根据澳门大学历史系杨斌教授的说法，承袭英国制的新加坡大学愿意破格以讲座教授头衔聘请，还让他出任系主任，可以为中文系的教学研究以及人才培养规划蓝图，这是很高的礼遇，所以饶宗颐对这个职位应该满意，而且希望有一番作为。
不料他在新加坡那几年并不愉快，建国初期的文化政策是希望把不同种族和宗教的文化熔于一炉，以形成一个新加坡的民族文化，但是这样大杂烩式的文化缺乏深层的内涵。饶宗颐当年就觉察到这个政策的问题，他在一次访问中说过，他的聘约本来九年，但是第五年他就待不下去了，因为政府不提倡中国文化，只提倡学华语。他对这种买椟还珠式的文化理念无法认同。虽然如此，他在新加坡这几年仍然花很大的力气整理新加坡文献和金石材料，研究新加坡历史，比如《新加坡古事记》《新马华文碑刻系年》，对本地历史考究做出重要的贡献。
离开新加坡后他还与本地保持密切联系，经常与本地的朋友和学生交流，我上国大时最敬重的中国思想史教授龚道运是他的入室弟子。后来的新加坡也已经不是六七十年代百废待兴的新加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给了这个国家自信。饶宗颐在1989年出版的《新加坡古事记》中虽然批评新加坡早期的文化政策，却也称赞这个小国的成就：“自古华人于海外立国，而能侧于强国之林，不以幅员之小而降其声威，不以人口之少而减其盛美，孰有如今日之新加坡国乎？”
参观颐园隔天，我打车到浮洋镇的大吴村，这个村不是著名旅游点，但作为一个新加坡人，我要来看看“大吴会客厅”。它是创立立邦品牌的油漆大王，新加坡潮籍富豪吴清亮捐助设立的，2024年底刚落成。
吴清亮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贫寒出身，白手起家，是福布斯富豪榜新加坡首富。他大力捐助大吴村的教育、文化和建设，是因为遵从母亲遗训，事业有成后要回馈国家，资助父母的家乡。这位低调的富豪，在新加坡设立的吴氏基金也为新加坡的医疗慈善做出巨大贡献。
大吴会客厅中心是一棵300年大榕树，建筑向四周扩延，不设围栏，像一个可以不断扩大的无边界社区。取名会客厅，是一个很开阔的概念，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主人也是客人，可以像主人自由出入每一个空间，每到一处只要有人在泡茶，必会邀请你坐下来喝一杯。立邦特邀请一批潮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手工艺人在这里展示大吴泥塑、木雕、潮绣等非遗文化。
从国外回看新加坡别有一番滋味，独立建国初期急于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但是新加坡人不是一个民族，要形成一个去原有文化和信仰的新加坡文化是不实际的，至少需要百年以上的自我认知和内部转化。然而，那些原有的文化DNA还继续影响和滋养我们，同时也需要我们去努力记录这些新加坡文化的故事。
写到这里想起上星期新加坡华乐团《墨韵——致敬林子平》音乐会，104岁高龄过世的艺术家在一段录像中回忆1977年要去伦敦参展时，新加坡的筹备委员会觉得他的画“不中不西”，在先驱画家锺四宾坚持下他才得以参展，而且得到外国评判的青睐，获得“英联邦美术联展”特别奖。
之后近50年他没有一天不想着创作，即使在最后的日子里也继续留下作品。音乐会上演奏中国作曲家赵季平的《古槐寻根》时，放映着林子平2024年3月画大树根的录像。据知在他作画的时候并没有听过这首作品，但是走笔的气息和神韵，竟然乐中有画，画中有乐，可见文化到一定的高度，是兼容并蓄的。
新加坡的文化可能像这座花园城市的植物一样，会在借鉴之后学习、复制，一些部分会得到升华。我们要有信心宣扬它，比较它，从中接受刺激再进一步提升它。文化要有土壤，而文化自己也要对它身处的环境有自信。要愿意去接触、敢于讨论，必然会形成我们引以为豪的独特性。
像饶宗颐那一代的学者好多当年不看好新加坡的文化发展，好在文化政策不断与时俱进，在今天的环境里这个工作仍然不容易，但绝对不能放弃，从SG60再出发，走向100年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更大的文化自信去讲述我们的故事。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