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应该都曾在网上看过使用人工智能（AI）技术从零生成却几可乱真的影像。即使对AI有基本理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识别真伪。如今，面对不断进化的生成式AI，连研究数码鉴识20多年的专家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称自己为了辨识真伪，“简直快瞎了”。
上个月，《纽约时报》专访美国数码鉴识专家哈尼·法里德（Hany Farid）。这位长期协助政府机构、人权组织及媒体鉴定数码证据的权威坦言，如今AI已能生成足以骗过大多数人的照片、声音和影片。有些影像他反覆观看上百次，仍对自己的判断有所怀疑，甚至偶尔会判断错误；不是因为经验退步，而是AI进步得太快了。
所谓“深伪”（deepfake），原本多指利用AI伪造真实人物的影像或声音，让一个人看似说出从未说过的话、做出从未做过的事。随着生成式AI快速发展，它更能直接创造从未存在的人物、场景与事件。两者的界线日渐模糊，却共同指向一个现实：我们越来越难仅凭眼见判断一段内容是否可信。
过去许多人深信“眼见为凭”，但AI迅速改变了人与资讯的关系。因此，哈尼一句“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仅描绘了数码鉴识专家面对的技术挑战，更像是一种文化甚至一种新世代精神状态的诊断。
《纽约时报》引述网络安全公司DeepStrike的数据指出，过去一年深伪内容数量增长约九倍。哈尼甚至悲观预测，照此趋势发展，网络世界终将假的比真的多，我们也因此深陷麻烦。
这样的困境，相信年轻的数码原住民感受尤其深刻。有趣的是，最近看了两部由Z世代创作者拍摄的卖座电影，两部作品都似乎回应了这种对“真实”的焦虑，也恰好都是恐怖片。
由20岁导演凯恩·帕森斯（Kane Parsons）执导的《后室》（Backrooms），讲述的不是人与妖魔鬼怪的对抗，而是透过主角不断迷失在一个无限延伸的空间里，制造紧张与不安。现实规则不断滑移（reality slippage），空间没有出口，时间失去方向。观众最深的恐惧，不是任何具体怪物，而是越来越无法确认：自己究竟身在何处？眼前的一切，又是否真实？
真的可能被说成假的
另一部心理惊悚片《爱你至死不渝》（Obsession），则探讨一段感情中的执念如何逐渐侵蚀一个人辨别现实与投射的能力。两部作品共同提醒我们：真正可怕的，不一定是外在威胁，而是当我们赖以判断世界的参照开始崩塌时，人会如何迷失。
互联网时代有所谓“流量红利”，近年来学界则更常讨论“骗子红利”（liar’s dividend）。当社会普遍知道AI能够制造仿真的影像之后，即使一段影片真实无误，当事人也可以轻易宣称：“那是AI生成的。”原本足以作为证据的影像，反而失去说服力；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也可能因此被无止境的怀疑。
当真假都可以被质疑，信任便开始瓦解。深伪最危险的地方，从来不只是制造谎言，而是让任何真相都失去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或许也意味着，我们过去应对假资讯的方式，已不足以面对新的时代。
对于新闻机构或像哈尼一样的专家而言，事实核查的重要性前所未有，也变得前所未有地困难。过去，记者可以透过现场采访、交叉比对照片和影片、寻找目击者等方式，还原事情经过；如今，还必须进一步追查影像的数码足迹、元数据、生成痕迹，并寻找更多彼此独立的证据互相印证。
一些参与这项工作的媒体同僚坦言，核查成本越来越高，所需时间越来越长，但公众却习惯即时获得答案，这形成了一种新的张力。更重要的是，AI能够以极低成本、极快速度大量生成内容，再强大的核查团队，也不可能逐一追上每一段影片、每一张图片、每一则贴文。
因此，近年不少国际组织开始把重点从单纯的事实核查，转向积极参与“公民知识形成”（civic epistemology），即关注一个社会如何共同决定什么值得相信、什么能够成为公共事实，而不是把辨认真假的责任完全交给专家或记者。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更多辟谣文章，而是更普及的资讯素养教育。帮助公众理解，一则资讯如何被制造、如何传播、为何会广泛流传；面对耸动内容时，懂得追问来源、寻找更多证据，并愿意延迟判断，而不是急于分享或站队。这种能力，也许不像一篇核查报道那样立竿见影，却更接近一种长期的社会免疫力。
最近阅读美国科技记者郝珂灵（Karen Hao）的《AI帝国》（Empire of AI），我也有另一层体会。她提醒我们，AI早已不是一个新的工具，而是一套由算力、数据、资本和平台共同支撑的庞大基础设施。它改变的不只是内容生产，更重新塑造知识如何形成、资讯如何流通，以及谁拥有塑造现实的权力。换句话说，深伪并非孤立的技术问题，而是整个知识生态正在重组的其中一个表征。
《纽约时报》文章最后，记者问哈尼：“你认为，我们还有可能逃离这一切吗？”他沉默片刻后回答：“也许不能完全脱险，但我们必须坚持。”
这句话之所以仍令人看到一丝希望，并非因为技术终将解决问题，而是因为真相从来不是靠技术自动维系，需要的是一个社会共同维护。面对一个由AI、数据、算力与资本不断重塑现实的时代，我们须要建立的不只是更强大的辨伪技术，而是更成熟的公共文化，以让事实仍然值得追寻，信任仍然能够建立。
作者是媒体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