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荡固然是政策偏颇导致的背反结果，很大责任在于政党和政治人物，但手握选票的大众经常忘记自己才是政治的主角。他们在心智上追求并信仰明星，人格上放弃自我，可能是更大的关键。
拜登政府的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Karine Jean-Pierre）在美国时间6月4日宣布退出民主党，在美国舆论引发相当的关注。这个消息伴随她即将在10月出版新书《独立人士：一个破碎的白宫内幕，超越党派界限》一起宣布。之所以特别引起注意，一是她当了两年多的白宫新闻秘书，也是总统高级顾问，掌握很多民主党高层秘闻；二是她作为美国史上第一位出任这个重要职务的黑人，同时是公开出柜者的双重少数身份。
根据出版社简短的新闻稿，书中叙述拜登放弃竞选连任前三周的关键时刻，回顾民主党高层做出的一些被她视为“背叛”的决定。她在书中呼吁美国人跳脱蓝与红的两党政治生态，保持个人的独立性，以价值观为投票原则。
如果从政多年的让-皮埃尔退出政党，回归独立人士，确是深刻反思之后的决定，意义其实不仅止于美国政坛的八卦，更值得每个民主国家的民众深思。
美国政党竞争向来激烈，晚近更在内政外交与国际经贸的深度交错作用下，激化成左右派价值观的政治正确争夺战，除了对抗中国，红蓝两党几乎没有妥协或共同空间。连带之下，两党的死忠支持者在极化认知上也更趋于严重，这与信息茧房和党派化的各种媒体兴起有直接关系。
除了美国，另一些发达国家也在移民和经济等政策倾斜导致的社会问题方面出现族群激化现象，政治由此趋向极化。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当选，到最近波兰总统的选举结果分析，人们发现城乡选民的抉择落差决定政治的结果。这一方面是长期政策偏差导致城乡之间国民利益过度失衡，社会“失败者”难以翻身甚至人群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上所谓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越来越大的认知鸿沟，包括对自己国家之所以走到这一步的理解方式。
政治人物提出的政策偏差，被成功者或受益者认定为正确，失败者或受损者则认定为可耻；与此同时，双方面都更加用力支持同情自己处境的政治人物，也要求政策更倾向于自己的利益，并在资源不平等的情况下，舍弃另一方的利益。在这样的政治拔河中，为了激发支持者以取得选票，政党和政治人物去思考并提出折中或和解的政策方案，动机非常薄弱。因为任何理性分析讨论，无论是指出失败者自身也有问题，或要求获益者让出某种好处，都可能接近于政治自杀。相反，能一呼百应动员更多支持者的政治人物，无疑才是成功的明星，前途无限，甚至能站上权力顶峰。
舆论把有能力获得一边民意支持，推翻另一边政权的情况，理解成民意的背反或反叛。100年前，西班牙思想家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写出《大众的反叛》一书，认为平庸化的现代社会，不重视独立思考和价值追求却又数量庞大的大众，将在民主制度下主导社会。他们多不愿受制于理性秩序，也容易否定传统权威，对自由的认知容易倾向泛滥，缺乏边界感。这样的制度是容易走向民粹、平庸甚至反智的。这也是早期对欧洲民主制度的深刻反思。
今天，人们对这种大众的反叛有更清楚的认知，主因是对政策失衡的不满，是从制度中获益的精英首先背叛社会一大群人，才激起相应的反叛——当然也有极端化理念煽动下的对峙，这是另一个话题。由于政治操作的效果，这种相应反叛的钟摆却往往摆向另一个极端，例如特朗普和其他极右翼崛起的国家，支持者干脆否定全球化的好处，重新认可民族国家。换言之，他们没有从全球化的移民、经贸等好处中获益甚至反而受损，却被政客告知唯一公平的做法是反转全球化。
无论谁背叛了谁，过程中有一个结构的事实值得深思。制定政策的政党和政治人物，都能持续得到固定支持者的拥戴，并且在激情煽动下还能扩大支持群体，无论他的论述或人格有什么缺陷。这其实印证加塞特的说法，大众倾向不思考。他们也更容易追随大小政治明星的步伐支持或反对一些东西，包括所谓的理念，哪怕这些东西没有直接或在短时间内惠及自己的生活，甚至终究只是一种口号。
因此，政治动荡固然是政策偏颇导致的背反结果，很大责任在于政党和政治人物，但手握选票的大众经常忘记自己才是政治的主角。他们在心智上追求并信仰明星，人格上放弃自我，可能是更大的关键。由于对偏颇的政策提不出妥协方案，也因不信任而产生不了擅长折中的政治人物，一些选民因此决定放弃投票，却更进一步加剧选举结果的极端化。
大众自我提升素质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本文重点。至少在政治上必须训练自己有几种眼光：分清政策好坏、分清谎言与实话的比重、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以及看懂国家的现状与未来。这些须要复杂的分析，简单地说，如果让-皮埃尔退出政党不是政治花招或者为了卖书，那就是在告诉每个选民：不要迷恋政治人物，如果拜登都可以被他的党抛弃（让-皮埃尔为此不满），自己更要去判断他们的言行，他们的政策能对自己和国家有利就支持，否则就抛弃他们，因为他们不该是偶像，自己才是政治的第一主角。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