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路的改名行动，并不单是一条街、一个名字的改变，而是一整套“国家记忆工程”的一环。透过去蒋化、重塑公共空间的命名逻辑，政府实际上在重新书写属于民进党价值观的国族叙事。这不仅是在历史面前“说实话”或“还原真相”，而是借由更动地景符码，来建构一个与“过往”决裂的台湾未来。
近日，台湾政府执意推动全台“中正路”改名一事，闹得沸沸扬扬。不少人质疑政府为何在经济困顿、民生议题繁重的当下，仍投入行政资源与预算，推动此项看似象征性强、实益薄弱的政策。尤其改路名牵涉居民户籍、商家登记、交通指标等庞大行政成本与生活不便，对一般民众而言无异于劳民伤财。内政部长刘世芳则以“转型正义是人权问题”为由，驳斥砸钱搞斗争的指责。
转型正义，在语义上是对历史不义的厘清与修正，是对过往威权体制下压迫与创伤的回应。民进党自执政以来，即将转型正义列为核心施政目标之一，其中包括清除威权象征、揭露历史真相、追究加害责任与还原受害者名誉。
蒋介石于1975年逝世后，台湾迅速掀起一波全国性的纪念运动。“中正纪念堂”“中正机场”“中正路”等地名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台，街头巷尾亦林立“永怀领袖”的蒋介石铜像，舆论更充斥着“大智大仁大勇”“卓越的伟人”等颂扬词句。这些高度一致的国家叙事渗透至空间命名、媒体论述乃至公共艺术，构筑出一套有系统的文化权力场，成为威权时期国族想象的核心工具。
“中正路”作为过往威权时期的地景遗绪，命名源自蒋中正，代表的不仅是个人，而是整个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的象征。因此，在民进党的政治论述中，清除这些象征不只是历史正义的实践，更是落实台湾民主主体性的具体表现。
不过，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象征性的政治操作，与民众切身的生活利益往往无法无缝对接。对多数居民而言，中正路已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导航地标、是户籍地址、是商业招牌，与它背后的历史记忆早已脱钩。当政府一再强调历史诠释与转型正义，却无法与民众的当下感受连结时，政策的正当性便容易受到质疑。在这样的落差中，改路名变得像是象牙塔式的理想实践，脱离民众的生活现实，也丧失原本应具备的社会动员力量。
然而，若我们把视野从行政成本拉高到政治意涵的层次，就会发现民进党政府的策略，其实颇具深层政治布局。中正路的改名行动，并不单是一条街、一个名字的改变，而是一整套“国家记忆工程”的一环。透过去蒋化、重塑公共空间的命名逻辑，政府实际上在重新书写属于民进党价值观的国族叙事。这不仅是在历史面前“说实话”或“还原真相”，而是借由更动地景符码，来建构一个与“过往”决裂的台湾未来。
其实，政治体制转型后的国家多有类似操作。这些措施背后，反映的是新政权对旧政权的价值否定，同时也借此向国内外宣示政治正统性与历史立场。对民进党而言，在国民党长期主导历史叙事、蒋中正几近被神格化的时代过后，“改名”象征着重新夺回的历史诠释权——一种晚来但必要的历史重写。
当然，这样的策略并非没有政治风险。台湾社会的政治光谱存在明显分裂，过于激进的象征移除，常常引发社会对立。更进一步看，民进党此举或亦有巩固选民结构的考量——中正路改名议题高度象征化，易于在媒体中聚焦与传播，对核心支持者而言，是具备高度政治象征价值的表态行为。政策本身的必要性反倒是其次，重点在于释放讯号与摆明政治立场。
换言之，尽管“中正路改名”牵涉庞大社会成本，政府依然执意推动，不单是出于对历史正义的回应，更是一场关于国家记忆、政治正统与民主主体性再造的深层战役。在这场记忆工程中，地名不只是符号，更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历史诠释权的载体，以及政治认同的塑形器。民进党政府深知，唯有在公共空间中去除威权遗绪、植入符合民主价值的新符号，才能真正完成从“威权转型”到“民主深化”的国族叙事工程。
这场地名更动事件，一方面彰显出民进党政府重塑国族认同与历史记忆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政策推行与民意认知之间的落差与张力。
转型正义本身无疑具有正当性，但如何在不撕裂社会的前提下推动，考验的不只是行政手腕，更是政治智慧。
在这场看似“更名”，实则“夺名”的记忆之战中，政府若无法与人民的日常情感与集体经验接轨，任何象征性的拆除，都可能沦为另一种历史的垄断。若真如此，所谓的转型正义，不过是另一种权力的书写罢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多媒体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