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黯然退出“效率部”的消息，在华盛顿政坛激起不小波澜。这位以特斯拉和SpaceX颠覆传统行业的企业家，曾誓言要为美国联邦政府削减2万亿美元（约2.6万亿新元）预算，重塑政府效率与财政纪律。在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他受任命主导新成立的“效率部”，被视为打破官僚体系的“外部变量”。
然而，短短四个月后，改革便宣告收场。据披露，效率部所实现的预算缩减总额为1750亿美元，连原计划的十分之一都未达到。马斯克离职时并未公开评论。但知情人士称，他“对政府体系的复杂程度极度沮丧”，远远超出预期。
马斯克的改革逻辑并不复杂：政府支出失控、官僚庞杂，必须像企业一样压缩成本、提高效率。他相信，既然私营公司可以靠精简和技术创新实现高效运转，政府也能照此办理。然而，当他真正接触联邦预算结构时，却发现这是一个高度刚性的体系，改革空间极其有限。
以2024财年为例，美国联邦预算总支出约6.4万亿美元，其中超过一半用于社会保障、医保和医疗补助等项目。这些看似“福利”的支出，其实已成为数亿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任何削减都会引发强烈政治反弹。即便存在冒领、欺诈、资源错配等问题，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次，联邦债务已高达36万亿美元，每年利息支出接近1万亿美元，占联邦预算的12%至14%，属于完全不可压缩的刚性支出。再加上国防预算，占比13%至15%，也不在效率部权限之内。马斯克曾批评军工体系低效，主张引入私营技术降低成本，但短期内无法撼动五角大楼的既有利益结构。
最终，效率部只能将手伸向联邦雇员体系。联邦政府目前拥有约210万文职人员，加上邮政和军人，总雇员数接近400万。马斯克试图通过机构合并、裁员和运营改革削减人事成本，但这部分支出在整个联邦预算中仅占8%至10%，即使全部砍掉，也远远达不到2万亿美元的目标。
更现实的问题是，裁员引发公务员工会的强烈反弹。多个部门以“保障服务质量”为由抵制改革。民主党阵营则批评效率部“破坏公共服务体系”，要求国会审查裁员程序的合法性。一时间，效率部成为政坛争议焦点，政府内部也逐渐与之割裂。
尽管马斯克在部分保守派眼中，仍是揭开政府遮羞布的英雄，但改革的失败说明，企业家的经验很难简单套用于国家治理。政府不仅要考虑效率，更要处理法律、公平、政治妥协等多重变量。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逻辑，在面对公共利益和制度惯性时，往往难以奏效。
不过，马斯克的短暂改革尝试并非毫无意义。至少，他让公众重新意识到，美国政府早已陷入支出膨胀、权责交错与低效运行的泥淖。当政府管得越来越多，从养老金、医疗到科技投资无所不包，却又无法自我瘦身，财政状况与治理能力终将受到严重挑战。
马斯克黯然下台，也许标志着一次改革实验的失败，但它留下的问题却值得深思：国家治理究竟该如何平衡责任与效率？技术与资本的力量是否足以修复官僚制度的沉疴？这些问题，不止属于美国。
作者是美国退休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