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想到请行动党议员进入自己的公司担任独立董事之类的职位，无非就是要借借光，贴贴金。这固然反映行动党有着廉洁的金字招牌，但也多少模糊政商之间原本比较分明的界线；有些政务官也因这层关系，在离职后加入商界。反对党议员似乎就没法享受这样的“政治红利”。
由黄循财总理领导的新内阁日前正式履新。身为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黄总理，也于5月28日循例给所有行动党议员发了一封重要函件，称为《议员操行守则》（Rules of Prudence）。这份守则列明议员必须谨记和遵行的事项，其中之一是要处理好和商界（商人）的关系。
给本党议员发操行守则的做法，始于建国总理李光耀，每届大选过后都会这么做，因为每届大选都会有一批新议员进入国会。除此之外，每位议员也须向总理呈报个人收入来源。之后的每位总理都行之如仪。早期的守则谈到政商关系，主要是提醒议员不要被别有居心的商人所用，千万不要随便接受他们的礼物、为他们主持商店开张仪式、为他们的利益向政府要员说项等。因此，议员都非常小心，即使逢年过节收到人家送上门的礼篮，也必须向国会呈报，经由官方估价，若要留下就按价付款，否则可以捐献给慈善机构。
因此可以说，行动党从一开始就确立和商界保持必要距离的重要原则，对议员和部长的要求都非常严格。这是行动党保持廉洁的一条重要守则。虽然在选区层面，议员往往都得和商人打交道。比方早期的基层组织如公民咨询委员会和联络所管理委员会，都有不少成员是地方上的小店家。他们的作用一般上也就是出点小钱，赞助一些选区内为居民主办的活动，回报也就是可能获得一枚公共服务国庆勋章。
但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迅速发展，情况也悄然改变。一些财力更加雄厚的新崛起的商人，包括上市公司老板或主要负责人，渐渐取代地方上的小商家，成为选区基层组织的赞助人、主席、财政或其他主要成员。他们当中不少也和政务官或议员建立密切的私交。政商关系于是发生微妙变化。
除了议员守则 也有部长守则
这些商人图的是什么？我们不应怀疑他们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胸怀，但在任何一个群体中，总免不了出现一些动机不纯的人，试图借助行动党耀眼的光环，为自己的公司或个人在商界的地位增添光彩。其实，连小摊贩也懂得这一套，趁着政治人物到访，要求拍个合照，然后放大挂在摊位上方，成了一种免费广告。
问题在于，既然有私交，是朋友，自然也就容易衍生另一层关系。因此，一起打打球，吃吃饭，拍拍照，接受一点礼物，也就被视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其实不然。有了所谓的“朋友”关系，就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在不知不觉间被人所用。今年5月初，有心人就在网上曝光几名部长过去分别在私人饭局上，与30亿元洗钱案被告苏海金的合照，引发舆论对政治人物社交互动的讨论。在此之前，也出现前交通部长易华仁“翻车”的事件。对政务官而言，这都是警钟，即连看似无害的“朋友”饭局，也可能潜藏陷阱。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除了议员守则，也有明文规定的部长守则。其中一条就规定部长不能接受任何人的馈赠，接到任何馈赠必须立刻奉还。同时，部长也要确保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不随便接受任何人的礼物。易华仁当然知道有这样的守则存在，但也许就是有了一层“私交”或朋友的关系，轻忽跨越红线。如果在这层私交关系上所发生的事没有被发现，那可能也就没问题。不巧的是，像易华仁的个案让贪污调查局在无意中发现了。这提醒其他从政者，头上时刻悬着锋利无比的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
陈清木首开议员受邀担任董事之例
经济发展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一些公司开始想到把议员安排进公司的董事局。原来的红线是连接受礼物都不行，岂可进入公司决策层？但这道重要防线在1991年被突破。时任亚逸拉惹区议员的陈清木医生向时任总理吴作栋提出要求，让他接受一家上市公司的邀请，担任独立董事和非执行主席。吴作栋开始有所保留，但最终还是答应了。陈清木因此成了行动党议员受邀担任公司董事的先例。这件事当时也引起媒体的质询，而后来的议员操行守则，也多了担任公司董事一段，阐明议员在接受委任前，必须仔细衡量得失利弊，如是否胜任，是否会有利益冲突等。
不用说，本来是关得紧紧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回去了。从那开始，就有越来越多议员成为挂牌或私人公司的董事，有者甚至身兼数职或多职，真是分身有术。商人想到请行动党议员进入自己的公司，担任独立董事之类的职位，无非就是要借借光，贴贴金。这固然反映行动党有着廉洁的金字招牌，但也多少模糊政商之间原本比较分明的界线；有些政务官也因这层关系，在离职后加入商界。反对党议员似乎就没法享受这样的“政治红利”。
从比较厚道的角度看，议员若能增加一家公司的能见度，甚至帮助公司拓展业务，做强做大，那对经济也是一种贡献。但前提必须是不影响议员的基本任务；毕竟当议员不易，既要照顾自己原有的职业，又得全心全意照顾选区，并在国会有所表现，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应付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得兼顾公司职务，确实非有高超的分身术和平衡术不可。在执政党一党独大和几乎控制所有国会议席的时候，行使这样的平衡术或许比较容易；在如今面对反对党越来越大的竞争的情况下，恐怕就难免要面对更多舆论的监督。近年来，就有反对党候选人以当全职议员为号召，有些人也认为，议员其实大可不必去当公司董事，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何况现在每月的议员津贴近两万元，已是相当可观的收入。
由此可见，执政党在处理政商关系上必须慎之又慎。古今中外，政商勾结总是一大贪腐之源，即连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法幸免。中国就是一个突出例子，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就开始严厉打击贪腐，这些年来，落马的大小官员数以万计，但贪官至今还是前仆后继。毕竟贪是人性弱点，而只要有商人的地方，金钱诱惑就无所不在。
新加坡的建国元勋很了解这点，因此立下廉洁的信条，成了立党之本，并给政务官可观的薪酬。但新加坡是个重商社会，商人有极大的影响力，议员和政务官在日常工作上也免不了要和他们有所往来，要在两者之间做到泾渭分明实非易事。但也正因如此，更应设置更严谨的防护栏，对贪腐必须坚持零容忍。这也是行动党领导人清醒的认知。
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议员操行守则在这方面的表述，这些年来也变得愈加详细。先是吴作栋在2004年发出的守则中，对议员接受公司委任为董事有了较完整的铺陈。2005年，新任总理李显龙随即又全面修订部长和议员守则，对议员参与商业有更明确的规定。但基调是：是否该接受公司邀请，由议员本身决定。黄循财总理发出的守则，大体上没有什么改动。
议员操行守则最初只是内部文件，后来决定对外公开。这等于是让所有新加坡人都知道，有这样的戒条存在，也增加这些守则的“吓阻力”。选民时刻都能据此检测议员的廉洁性。但事实说明，诱惑无处不在，陷阱也防不胜防，一旦政商之间有了深一层的关系，就必须要有更深一层的防范；身在其中的人，也须有更大的警觉性。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行动党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