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新政府在总统高级顾问马斯克的努力下，共同揭发了不少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在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浪费、官僚主义、寻租自肥等案例，这本是一次绝佳契机，让美国和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能借此反省，在这方面的开支到底带来多少成果；对于构建一个安全和稳定的国际环境目标，成效又如何。
但极目所见，各国较多走向另一极端，即以本国利益作为最优先的考虑。然而，当前的国际社会确实存在不少问题，甚至可形容为危机，亟须各国共同处理。这是笔者阅毕中国大陆一本题为《智能化时代新型武器装备发展与运用》（武汉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新书之后的一点感想。该书两名作者出身中国军方，张翚是陆军指挥学院战略战役系副教授，张国敏是陆军工程大学校指挥控制工程学院副教授，军队指挥学和网络空间安全领域专家。该书以大量事例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包括智能化感知与信息处理、制胜机理指挥控制及决策辅助、无人化作战平台、仿生机器人和人机协同作战等，对于有兴趣于现代战争的军事知识爱好者而言，这是一本不错的参考书。
基因武器悄然而至
最引发忧虑的，是书中对有关“基因武器”悄然而至的描述，以及提醒人们，当这潘朵拉魔盒一旦打开，将可能面临的巨大灾难，后果不堪设想。
该书称，各国政府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来制止这种武器的研制与扩散。基因武器指的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研制出的新型生物战剂”“是在基因工程的基础上，采用遗传理论，通过基因重组，把特殊致命基因移植到微生物体内而制造出的新一代生物武器”。换言之，是一种对遗传基因进行人为“嫁接”，使后者获得新的特性和“功能”（Gain of Function），如强化其传染性、抗药性和致病性。
制造过程是先将拥有若干特性微生物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片段，从生物细胞中分离出来，然后进行剪切、拼接和重组的一种合成微生物（synthetic biomolecular）。作为基因武器，其特质除了研发技术和制造成本门褴较低，就是保密性强、不易发现、投放手段多样，以及杀伤目标可控，后者指可针对人种生化特征上的差异，对特定人种产生致病效果。
刚经历过全球数以百万计死亡人数，经济损失更是天文数字的冠病疫情，我们从中获得了什么教训，还是漠然地让时间将创伤沖刷掉？客观现实是，姑勿论冠病病毒是否来自大自然，又或是人工合成的微生物，无意间从实验室泄露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类似的病毒可以在不知不觉间，在世界某处或身边，被开发、复制，对别有用心的人而言，这战剂有着自身的吸引力。
在冠病病毒尚未出现前，国际上已有不少专家提出警告。特别是当相关疫苗还在研发阶段，人们早已以“科研探索”为目的，在保护和防卫措施不充份的条件下，对病毒进行“获得新特性”的研究，是否适当？同样的疑问，也适用于将生物科技发展列为科技创新目标的国家或经济体，它们也应将相关治理、防卫设施，以至于市民基因信息保护，列为新的关注课题。
书中引述部分外国业界人士和专家的呼吁，即当“人类掌握了能够对自身进行重新设计基因草图以后，也就走到了自身命运的最后边界”。“有鉴于可以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各界有必要采取共同紧急措施来制止基因武器的研制和扩散”。
控脑武器的道德性
控脑武器是实现精神上控制敌人，为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武器，功能上包括意识干预、幻视、幻听等。新型控脑技术已不须要在人脑中植入晶片，电磁波、光线、次声波、气味等都可以成为控脑的媒介，对人脑细胞的正常活动产生影响，包括向目标大脑植入对己方有利信息，改变目标的记忆、思维乃至信仰，进而控制对方的行为，最严重的是使敌军在无意识中做出违背他们利益的行动，如放下武器、投降或自杀。
该书指出，这与昔日心理战战场上苦心婆心的劝说不同。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就通过发射高频电磁波扰乱伊军士兵的精神状态，多次将“上帝的声音”输送入敌人大脑，引导数以千名伊军放弃抵抗甚至主动缴械。此外，控脑武器另一发展是读心术或直接的读脑科技，即掌握对手的战略意图、作战企图，判断其作战目的、行动方式和下一步的行动等。
诚然，战争本身特别是发动一方，就是非人道、非道德行为，但控脑武器的飞速发展，却将人类文明推向新的极端，亟须规范相应的伦理规则。该书续称，“在一定程度上，控脑武器对人类的伤害较常规武器更甚，可能长期摧残被攻击者的心理，损害人的健康，甚至其命运”。尤其对一些违背人道主义、秘密研发控脑技术的国家、机构，应该运用伦理规范进行反制和约束。
作者的原意是值得支持的。但目前的国际氛围是对抗，而非合作，形成国际危机管理上不少空白。
作者退体前任职国际政府组织、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