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颈部以下瘫痪的患者，大脑中被植入一枚硬币大小的晶片后，重新拿起了笔。
这不是科幻电影里的片段，而是一个被中美媒体都广为报道过的真实案例。2024年11月，因车祸高位截瘫的36岁患者董辉接受脑部手术，医生在他颅内放入一枚硬币大小的无线植入体。
原本颈部以下动不了的他，通过训练重新完成了抓握、书写等动作，成为中国脑机接口技术从临床试验走向真实应用的代表案例之一。
脑机接口（BCI，Brain-Computer Interface）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73年。当时，美国科学家提出一个前瞻性设想：能否利用大脑产生的电信号作为计算机输入，绕过肌肉和外周神经，实现大脑与计算机之间的直接通信？
这一设想在数十年里不断演进，逐渐从实验室走向手术台。到今天，脑机接口已能协助瘫痪患者控制光标、机械臂、机器人手套，乃至尝试重建语言沟通和辅助恢复运动功能。
脑机科学家、国际同行评审期刊《认知神经动力学》（Cognitive Neurodynamics）副主编冯超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形容，脑机接口就是“未来连接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的桥梁”。
不过，人的大脑极其复杂、柔软而脆弱，如何在减少对脑组织损伤情况下捕捉神经信号，是脑机接口技术发展的核心难题。
基于电极与脑组织接触深度的不同，脑机接口的发展分为非侵入式、半侵入式和侵入式等技术路线。
冯超说，非侵入式在头皮外设备采集脑电信号，安全性较高，但信号精度相对有限；侵入式则通过手术将电极置于颅内，甚至植入脑组织内部，以获得更高质量的神经信号，但手术风险大，长期稳定性和伦理要求也更高。
半侵入式则介于两者之间，通常需要通过手术将电极放置在颅骨内、硬脑膜外，不穿透硬脑膜，也不进入脑实质。董辉接受的正是这类手术。患者运动意图或想象动作时产生的脑信号，被解码为外部设备可识别的指令，再带动气动手套完成相应动作。
截至去年底，包括董辉在内，在中国已有32位颈部脊髓受损患者接受这一半侵入式的脑机手术。这套名为“NEO”的系统，由脑机接口初创企业博睿康和清华大学共同研发。今年3月，中国国家药监局批准相关产品上市。
它的获批，标志着中国脑机接口产业的提速。去年，中国工信部为脑机接口定下“2027年关键技术取得突破、2030年产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的时间表，今年两会（全国人大、政协年会），中国首次把发展脑机接口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为培育发展的未来产业。
强烈政策信号带动下，相关企业融资加速。博睿康2月办理上市辅导备案，6月9日辅导完成。以非侵入式方式控制假肢的强脑科技，今年1月也以保密形式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两家公司争夺“脑机接口第一股”。
据《上海证券报》，今年前五个月，脑机接口融资超33宗，总额突破46亿元人民币，超过2025年全年。
中美技术路线偏好不同
在外界看来，尽管中国在脑机接口领域起步较晚，但正在快速追赶美国。科技杂志《连线》（Wired）和《麻省理工技术评论》都以博睿康的NEO系统获批进入市场为例指出，中国通过“半侵入式的折中方法”，在商业应用上走得比美国更快。美国目前还没有同类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获准商业化用于患者治疗。
但报道也指出，在获取更精准信号、更大胆的侵入式技术路线上，美国仍然领先。
冯超认为，中美在脑机接口上的技术偏好存在差异，但不能简单概括为“美国做侵入式、中国做非侵入式”。
“更准确地讲，美国当前更偏向追求‘性能上限’，也就是希望通过植入式脑机接口，尽快实现更高精度、更高带宽的人机控制，重点解决瘫痪患者交流、控制机械臂等高难度问题。中国则多线并行，既推进侵入式，也重视非侵入式和半侵入式，因为中国更关注怎么让技术尽快进入医疗、康复、工业、教育和消费场景，形成真正可落地的产业。”
他形容，美国在冲击脑机接口的“天花板”，中国更像是在铺设脑机接口的“地板”和“路网”。未来真正成熟的行业格局，很可能不是只走一条路，而是侵入式负责突破上限，非侵入式负责扩大规模，半侵入式负责寻找中间平衡。
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中心神经科学教授、神经工程中心联席主任里森胡伯（Max Riesenhuber）对《联合早报》说，理论上，电极越深入大脑，得到的信号就越好，风险也更高。“但问题在于，得到信号做什么？NEO就是拿到合适的信号，凭借低风险性，率先获批用于瘫痪治疗。”
里森胡伯说：“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优势在于能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把这些环节放到同一计划里推进，直到达成目标。”
他说，这种集中的决策对脑机接口发展格外重要，因为“脑机接口不是单项技术突破，是需要神经科学、工程、临床、监管和医保支付共同配合的系统工程”。
此外，他也提到，中国拥有更大的患者基数，对政府支持领域有更高信任度，也有助于企业更快招募受试者积累数据，改进并加速实际应用。
更大想象空间在战略应用
支撑脑接机口技术前景的除了医疗，还有抗抑郁、睡眠调节、情绪管理等更多场景。里森胡伯也特别提到军事和高危环境作业的潜在场景。
他说，脑机接口的军事意义不在于科幻式“读心”，而在于与人工智能（AI）结合后增强人机协作，包括监测人员注意力、辅助识别目标，甚至让人远程操控机器人或外骨骼。 “这些战略应用关乎最终可以将人类大脑的潜力应用到哪一步。”
但学者和业者都提醒，战略潜力和资本热潮也需要冷静思考。
一方面，脑机接口面对的是人类最复杂也最敏感的器官，长期安全性、数据隐私和伦理边界仍待观察与探讨；资本涌入也可能带来投资浪费、概念包装。
另一方面，除了医疗之外，脑机接口还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消费级应用。原北京三甲医院睡眠医学专家、脑机接口创业者孔祥受访时说，脑机接口要从状态识别走向更广泛应用，关键在于与不同产业和具体场景深度融合。
孔祥说，脑机接口未来的真正价值，不仅是“读脑”，更在于“写脑”，要让脑机接口实现更全面的应用，还需要与不同产业和具体场景深度融合。
他说，以非侵入式脑机干预焦虑压力型失眠为例，难点并不在脑电信号的采集和解码，而是让信号成为驱动产品的“指挥棒”，通过实时脑电波监测，个性化生成闭环神经调控方案，智能动态实时调整，并长期优化个性化方案，真正实现千人千面、乃至一人千面的目标。
里森胡伯也说，就像AI早期发展一样，脑接机口接下来要回答的，不只是技术能做到什么，而是哪些应用真正有价值。这场中美竞赛最终比拼的，或许正是谁能率先找到足够明确、足够真实的应用场景，让这项技术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