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从未想到，童年学会的几种方言，会在半个多世纪后，成为我研究马华文学、完成博士论文的重要助力。回顾求学历程，我越来越相信：方言不仅是一种沟通工具，也是一把开启历史、文化与学术研究之门的钥匙。
我的童年是在多种方言交织的环境中度过的。家里的保姆是广东人，不会说华语；我父母是来自中国的东北人，不会粤语，只能用夹杂华语和粤语的“洋泾浜粤语”和她沟通。我却在这样的环境中，先学会粤语，后来才学习华语，直到今天仍能用粤语与人交流。
除了粤语，我从小也接触闽南话。新加坡华人以福建籍贯最多，我的邻居和长辈朋友大多说闽南话，我也因此学会闽南话。小学四年级转学到由潮阳会馆创办的朝阳学校后，又经常听教师和同学以潮州话交流；后来到马来西亚求学时，因为能够听懂一些客家话，与当地乡亲沟通也容易得多。
这些语言能力并非刻意培养，而是在成长过程中自然形成。当时，我并不知道，它们日后会成为我研究马华文学的重要基础。
我70岁到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中文系修读博士学位，研究马华文学，今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题为《南洋色彩与家园想象——论〈益群报〉文艺副刊（1919—1936）》。《益群报》出版于吉隆坡，20世纪初当地华人社会以广东人为主，因此报刊保留大量粤语词汇及南洋华人的日常表达。阅读这些原始报刊时，我深深体会到童年学会粤语所带来的帮助。许多看似平常的方言词汇，其实蕴含丰富的地方文化、社会背景和时代气息；如果缺乏相关语言经验，很容易误解作者原意。
童年的经历也帮助我理解南洋华人历史。我小时候认识几位从福建、广东“过番”来到南洋谋生的妇女，她们每个月寄钱回乡，也常请识字的人代写家书。后来阅读有关侨批和华侨历史的文献时，我发现，那些档案中的人物与故事，是我童年真实见过的生活。这种经验，让我在阅读文学作品和历史资料时，多了一层理解，也多了一份共鸣。
随着论文写作不断深入，我越来越体会到，方言不仅丰富文学作品的语言特色，更保存南洋华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文化记忆。许多看似普通的方言词汇，实际上记录着一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认同，也是研究马华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线索。
新加坡推广华语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这是国家语言政策的重要成果，也促进了不同籍贯华人之间的沟通。然而，当华语已经成为社会共同语言之后，我们或许也可以重新认识方言的文化价值。方言并不是华语的竞争者，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保存着不同籍贯群体的历史记忆，也保留了不少古汉语词汇，对于文学、历史、语言及华人文化研究，都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价值。
近年来，世界各地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语言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对于世界各地华人社会而言，方言不仅是乡音，更是祖辈离乡背井、落地生根的历史见证。它记录着一代代华人的奋斗历程，也承载着家庭、社区与文化传统的集体记忆。
完成博士论文答辩那一天，我忽然想起童年家中的广东保姆、邻里的闽南乡亲，以及校园里的潮州话。那一刻，我终于明白，真正帮助我完成论文的，不只是图书馆里的资料，也不仅是导师的指导，还有童年生活中自然学会的几种方言。它们陪伴我成长，也陪伴我走进马华文学研究，方言不只是我人生一段记忆，更是完成博士论文、探索南洋华人文化的一把钥匙。
作者是旅美新加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