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6月12日致函Anthropic公司总裁阿莫代伊，依国家安全出口管制权限，要求立即禁止所有外国国民（无论境内外，包括公司外籍员工）存取Fable 5与Mythos 5。Anthropic因技术上无法即时区分国籍用户，只好在当晚全面停用两个模型，所有客户（含美国用户）皆无法存取。
特朗普政府与美国人工智能（AI）巨头Anthropic之间的矛盾，再次引发媒体讨论，阿莫代伊在6月18日接受彭博社一个多小时专访，对政府处理方式深表遗憾，呼吁政府提供更透明的风险评估标准和合理过渡期；同时警告，过渡严格管制可能削弱美国AI竞争力，反而让中国等对手加速追赶。
不过，更多左派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的表面理由是模型存在“越狱”漏洞，进行AI治理，但真正动机是政治报复与意识形态冲突。因为Anthropic坚持AI安全护栏，拒绝让模型用于大规模国内监控或完全自主武器，早已与五角大楼及特朗普政府交恶。相较之下，特朗普政府与OpenAI、xAI则关系密切。
早在2025年10月前后，特朗普政府人工智能事务负责人萨克斯（David Sacks，前PayPal高管、知名科技投资人，曾任特朗普AI与加密货币顾问）等人便公开指责Anthropic是“觉醒公司”（woke company），声称它正在开发带有左翼意识形态偏见的“woke AI”。对此，阿莫代伊迅速发表声明强烈否认，称这些指控“不准确且具有误导性”。他强调Anthropic坚持政治中立，招聘过程跨越党派界限，从不进行政治化用人决策。公司致力于确保AI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支持美国维持全球AI领导地位，并积极配合国家安全需求。阿莫代伊反复表明，Anthropic的严格安全防护措施，是为了负责任地发展AI，而非推行任何特定意识形态。
今年1月起，双方在“军用AI的使用边界”上出现严重分歧。五角大楼在推动国防系统全面AI化时，要求解除Claude模型的所有限制，以便应用于前线武器系统和国内情报搜集；但Anthropic拒绝放弃“禁止AI全自主杀伤”与“禁止大规模监控公民”这两大安全红线，认为交出控制权，将带来灾难性后果。随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达最后通牒，要求Anthropic移除相关限制；2月26日，阿莫代伊发表声明拒绝；2月27日特朗普下令联邦机构停止使用Anthropic技术，并由五角大楼将该公司列为“供应链风险”，随后3月4日和5日正式通知下达，Anthropic随即提出法律挑战。6月，随着Anthropic新模型发布，双方冲突更进一步。
五大AI巨头意识形态光谱多元
如今在美国有五大AI巨头，除了Anthropic，还有奥尔特曼的OpenAI、马斯克的xAI、皮查伊和哈萨比斯的谷歌DeepMind与扎克伯格的Meta AI，它们在政治理念与意识形态上存在显著差异，形成了从加速主义到安全谨慎派，再到务实中间路线的多元光谱，与美国政府的互动程度也不尽相同。xAI代表典型的加速主义，强调快速推进AI发展、追求创新最大化与自由表达，反对过度安全监管，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国防领域）的合作较为顺畅。
Anthropic则是典型的安全谨慎派，公司以“宪法AI”与负责任扩展政策闻名，坚持在军事应用（如自主武器、大规模监控）上设定红线。阿莫代伊多次强调AI必须符合美国价值观，宁可放弃部分政府合同也不妥协。OpenAI、谷歌DeepMind和Meta AI则更倾向企业务实主义。
随着AI技术以人类无法预见和掌控的速度发展，这些AI巨头的意识形态选择无疑将深刻影响美国乃至全球的政治与安全。
重大科技决策由极少数政治家秘密做主
可是，当科学技术跑得比政治体制、伦理法律快得多的时候，政府该如何制定规则？这种治理困境，并不陌生。奥地利作家容克在1956年出版的《比千万个太阳还要光亮——核研究者的命运》一书中指出：二战爆发时，政治家对核武器没有任何概念，当时世界上只有爱因斯坦、海森伯、哈恩等12位科学家掌握有关核裂变的知识，这批物理学家本来可以避免被政客利用制造核武器，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原子弹的悲剧发生之后，爱因斯坦为此悔恨终身。这便是二战后思想家C.P.斯诺在著名的《科学与政府》系列演讲中指出的现象：现代社会最诡异的现象，莫过于决定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科技决策，正由极少数完全不懂科学细节的政治家在秘密中做主。
AI技术的发展，几乎再次把这个问题摆在世界面前。1950年代至2010年代初，AI治理权几乎完全掌握在科学家与学术共同体手中。图灵测试、达特茅斯会议、符号主义与连接主义之争，规则由少数顶尖研究者制定，政府角色仅限于基础科研资助，几乎不存在系统性监管。然而，大约2012年前后，随着AI技术的发展，这种治理权迅速向少数科技巨头转移。谷歌、OpenAI、DeepMind凭借算力、数据与人才垄断，建立了事实上的“自我规训”体系：发布AI原则、成立伦理委员会、与政府签订松散伙伴关系。2016年AlphaGo、2022年ChatGPT相继问世，进一步巩固了企业作为“事实治理者”的地位——它们既定义技术边界，也主导安全叙事。2023年起，随着AI技术进一步发展，国家也开始对AI技术进行治理：2023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AI行政命定；2024年8月，欧盟《AI法案》正式生效；中国则在2023年以国家战略高度统筹生成式AI治理等等，AI技术已经进入国家战略层面。
可是，那些做出决策的政治家，是否可以信赖？我们又应该如何对AI进行治理？1945年原子弹的悲剧让政治家意识到，战略决策的失误代价是人
类的灭绝。1946年，美国通过《原子能法》，成立由文官主导的原子能委员会。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政府如何管理科学、科学家如何影响政府决策，成为政府学研究的全新课题。原子弹的悲剧，让当时的政治学从关注静态的政府结构，转向关注如何做出决定生死的战略决策，防止人类被自身制造的科技怪兽毁灭。这也正是今天AI技术逼迫我们面对的局面：跨越纯技术的局限，回到政治学、技术治理和制度设计的框架中去寻找解药。
作者是旅美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