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分配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主要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中国税收以间接税如增值税、消费税为主，向企业征收，但最终转嫁给消费者，税率对于低收入者更重，对高收入者更轻。
中国当前出现消费不振、内需不足、经济增速下降的问题，根源在于居民收入太低、收入差距太大，原因在于分配制度不合理，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会影响居民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简而言之，如分不好蛋糕，将来也难以做大蛋糕。在面临贸易战、外需下降的当下，改革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拉动消费已是紧迫任务。
中国分配体制的弊端可概括为几点。
一、收入分配过分向政府、企业倾斜，居民分配份额偏低。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年，初次分配收入企业占26.6%，政府占11.2%，住户占62.2%。从各部门占比看，住户（居民）占比偏低（美国住户占比超过80%）；政府和企业占比偏高。从纵向看，中国住户占比从2000年的64.9%降到2022年的62.2%；企业占比从2000年的22.3%上升到2022年的26.6%；政府占比从2000年的12.8%略下降到2022年的11.2%。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再分配后，2022年，住户占比从初次分配的62.2%下降到60.8%，企业占比从26.6%下降到22.6%，政府占比从11.2%上升到16.6%。再分配明显向政府倾斜，住户和企业占比下降。
从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看，2022年约43%，明显过低，其他国家这方面一般超过60%。从2001年至2023年，GDP年均增长8.3%，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4%，而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2.7%，财政收入增速大大超过GDP和居民收入。
在政府、企业、居民之间，总体上收入分配向政府、企业倾斜，居民份额太低、下降较多，而企业、政府份额上升较多。这是中国分配制度的重大缺陷，是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的宏观原因。
二、权利不平等造成收入差距。在资源配置、财富分配中，政府、权力起主导作用，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收入分配向公务员、国企管理层和职工倾斜。例如，国企职工工资是私企职工工资的近两倍，公务员退休工资是企业职工的近两倍。
在劳动者与资本之间，总体上劳动力供过于求，长期以来劳动报酬偏低，而且劳动者作为个体，缺乏组织的保护，在与企业博弈中居于弱势，缺乏工资增长、集体协商的机制，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在城乡之间存在城乡二元体制，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未能享受城市市民的平等报酬福利，农民工的报酬福利偏低，平均工资约为城镇职工的60%。2024年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约2.34倍。在大国中，除了印度（3倍），中国是城乡收入比最高的，一般国家低于2倍，发达国家低于1.5倍。城乡差别是中国收入差距太大的重要原因。
由于机会、收入不平等，居民之间的财产不平等严重，据估算，中国前10%家庭拥有约50%财产。高收入人群更多依靠财产获得收入，低收入人群的财产收入较少，财产收入的增长超过劳动报酬的增长。财产的不平等加剧收入的不平等。
由于收入、身份的不平等，不同收入人群的教育机会不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造成并加剧收入的不平等。政府、官员权力太大，享有广泛干预市场、配置资源的权力，又缺乏有效监督，造成严重腐败。据估算，腐败收入占GDP的10%。官员腐败加重分配不公、收入差距。
三、再分配未能缩小收入差距。再分配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主要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中国税收以间接税如增值税、消费税为主，向企业征收，但最终转嫁给消费者，税率对于低收入者更重，对高收入者更轻。个人所得税为直接税、累进税，即收入越高税率越高，能更好调节收入。但个人所得税只占所有税收的约8%，份额太低，不能有效调节居民收入。企业所得税是固定税率25%，超过一定金额企业所得税低于个人所得税，所以很多企业主不领工资，按企业所得交税，避交个人所得税。这样全国只有几千万职工交个人所得税。另外，财产所得税率（20%）低于个人工资所得税（最高45%）。目前尚未开征房产税、遗产税，对高收入阶层的财产缺乏调节手段。
社会保障方面，收入更高的国企职工、公务员享有更好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福利，而收入更低的私企员工、农民工享有的保障福利更少。城乡之间，社会保障向城市倾斜。城镇居民月养老金约4000元（人民币，下同，约710新元），农村居民月养老金约200元，相差20倍。
因此，上述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未能有效调节收入差距，可能一定程度上加重收入差距。中国基尼系数多年来在高位波动，目前大约0.46。
分配制度如何改革
一、建立完善包容、共享、平等的制度。收入不平等根本上是由于制度不合理、权利不平等造成的。缩小收入差距，须要推进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改革，完善民主、市场体制。政府权力应受到民众监督、制约，特别是政府征税、分配资金资源的权力须受到民众参与、监督。推进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通过机会平等、市场竞争、政府适当调节的制度建设，实现相对公平的分配结果。
二、分配结构上提高居民收入的分配份额。在居民、政府、企业之间，提高居民收入的分配份额，适当降低政府、企业的分配份额。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率，应逐步接近国际水平达到60%以上。
中国宏观税负占GDP30%以上，还有减税空间。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缴纳比例，目前超过工资额的40%，相比其他国家比率太高。
三、初次分配注重机会公平。在初次分配中，减少不当干预扭曲，通过市场机制、机会平等、公平竞争实现初步公平的分配格局。减少收入向公务员、国企员工、垄断行业的倾斜。
在劳动者与企业之间，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形成劳动报酬随利润增长合理增长的机制。应及时上调职工最低工资标准。过分压低劳动报酬不一定能提高竞争力，不利于提高消费能力，也不利于鼓励企业提高技术水平；低技术造成低附加值低利润，陷入低工资陷阱，故低工资是劣势。
四、在二次分配中注重结果相对公平、调节收入差距。在税收制度中，增加直接税占比（个人所得税），减少间接税占比（增值税、消费税）。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发挥调节收入差距的累进作用。可以考虑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到35%以下。减少个人与企业所得税的差距，降低企业主、管理者逃避个人所得税的动机，扩大税基，争取个人所得税逐步达到全部税收的20%以上。降低最高税率有利于国际竞争，吸引、留住高端人才。
改革社会保障福利制度，包括养老、医疗、教育等应向中低收入人群、农村居民倾斜。当务之急是尽快提高农村居民的基础养老金，从每月200元提高到每月500元，所需资金约3000多亿元，是财政可以承受的。
五、加快推进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体制，逐步实现城乡平等。中国目前户籍城市化水平只有48%，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55%），也滞后于工业化，与常住人口城市化66%相差18个百分点。城市化的最大障碍就是户籍制度，世界上还保留户籍制度的只有三个国家，须要加快改革。通过城市化实现城乡平等是中国必由之路，一个城乡分离、农民贫困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现代、发达的国家。
推进城市化的关键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解决农民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农民的出路在于市民化。尽快取消农民工取得城市户籍的限制，目前政策上已取消30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限制，下一步应尽快取消50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限制。
通过以上途径，将改善中国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消费，让中国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作者在北京从事法律顾问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