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悲哀却万分现实的是，无论谁被选为下一世达赖喇嘛，他都注定不会只是一位佛教的虔诚修行者，而会成为两种政治势力间博弈的焦点。我们未来的世界不仅将迎来“两位达赖喇嘛并存”的历史性局面，藏传佛教的宗教认同，也将进入又一个极度撕裂的时代。
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一反多年前要中止转世的表态，昨天发表声明称，将在自己去世后延续转世。这可以说是近年来西藏流亡政权与中国政府博弈的最新重要发展。
很多人并不清楚，藏传佛教的活佛制度，并非只关乎宗教传承，实质上是中国历史上政教关系互动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环。因此，最终是视政治需要而决定其产生与消亡。这种情况在元明两朝即有雏形，至清代又以黄教的达赖体系，来代替明代的大宝法王等体系，而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极为强势的满洲政权，还利用册封与驻藏大臣等制度性安排加以掌控，以此彰显中央政权的权力延伸。这种制度性安排的顶点，就是1793年清廷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明确规定，转世须通过“金瓶掣签”。这种再造的传统，就成了此后200多年的定式。
但为了防止达赖体系独大，清廷又在后藏构建班禅体系，以分化宗教影响。因此，历史上班禅与达赖间的矛盾就不断，而各时期的中央政府又乐于坐山观虎斗。同属藏传佛教影响的内外蒙古也是如此：在察哈尔的内蒙章嘉活佛与外蒙的哲布尊丹巴体系，就同样是中央政权有意分而制之的制衡体系构建。但无论是藏区还是蒙区，最高宗教领袖都是存于清帝共主的框架之内。不仅在人事上，在转世灵童找寻地点上，清廷也曾多次强势干预认证。像第七世哲布尊丹巴去世后，清廷为控制外蒙，限制只能在西藏找寻转世灵童，而不能在所统治的喀尔喀蒙古。可见，只要清廷有足够能力与意愿，就会在表面尊崇的情况下，通过中央认证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分化蒙藏活佛的实权，以达到制衡与控制之目的。这种情况一直到辛亥革命后，中央政府失去对边疆的管控力为止。
回到今天的具体问题上，就会发现双方的分歧所在。在中国官方看来，达赖转世问题，并非宗教问题，而是牵涉政治体系与边疆治理的权力问题。首先，西藏从元朝以降，已被纳入中原政权体系之内，因此具有治理的历史合法性。在此前提下，就可以将达兰萨拉（编按：西藏流亡政府印度所在地）脱离中央政权的转世行为，看成是分裂西藏的工具，故而褫夺整个境外流亡政权与宗教行为的合法性。2007年，中央政府颁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规定所有活佛转世须履行“报批、寻访、金瓶掣签、中央批准”等程序。这不过是对既有传统的再次强化与更新，虽然从历史来看，中央政府重新创造传统亦无不可。
再看达赖喇嘛在境外转世是否有合理性？如果从佛教终极而言，当然万事万法皆为空无，转不转世本身都无必要执着。因此，佛陀的教典中当然并无规定任何人的转世，非要出生于何地。但要注意，如果以此标准，则达赖喇嘛自己所说的下一世将转世在“中国以外的自由世界”，也同样不符合佛教教义。
从宗教信仰自由的角度来看，达赖喇嘛的宗教身份及宗教组织内部的运作，自然不应受到外界的干预。而且在中国中央政权的掌控力无法延伸至达兰萨拉的现实之下，达赖喇嘛决定要在哪里寻找转世灵童，也确实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干预。然而问题的另外一面则是，目前的转世之争，实质已是政治之争。无论出自何种宗教自主之目的，达赖喇嘛的转世安排都会被视为，并且也必然是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政治抗争之工具。而且，在达赖喇嘛去世之后，以前曾出现的“双胞活佛”的现象，也势所必然。
从现实来看，中国政府对达赖转世的任何退让都无法想象，因为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转世，从来不被当作是纯粹的宗教事件，而是以转世为表象的国家主权冲突；“转世权”背后所代表的是治藏权的归属！
与达赖喇嘛或者其他任何蒙藏（外蒙除外）活佛转世的相关问题，都关乎中国政府宣示领土主权的核心象征。达赖转世制度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是藏民族认同与政治动员的核心工具。极其悲哀却万分现实的是，无论谁被选为下一世达赖喇嘛，他都注定不会只是一位佛教的虔诚修行者，而会成为两种政治势力间博弈的焦点。未来世界不仅将迎来“两位达赖喇嘛并存”的历史性局面，藏传佛教的宗教认同，也将进入又一个极度撕裂的时代。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