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完全重复，但会惊人的相似。今天不少人担心人工智能（AI）取代工作而反感时，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其实已经上演过类似一幕。
18世纪末，蒸汽机和机械化生产大幅提升效率，同时冲击大量工匠生计。1811年至1817年间，英国爆发“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工人闯入工厂、砸毁织布机和纺纱机，以抗议机械取代人力。然而，卢德派反对的并非科技本身，而是企业利用新技术压低工资、削弱工人议价能力，并让财富进一步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
两个世纪后，类似的焦虑再次出现。
近年AI急速发展，不少企业以提高效率、推动AI转型为由，大幅裁减人手。全球多地的大学毕业典礼上，当企业领袖谈及AI的主导前景时，台下多报以嘘声。谷歌前总裁施密特（Eric Schmidt）今年5月在亚利桑那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鼓励学生拥抱AI，就被嘘声打断演讲。这种反应并不难理解，当求职市场本已困难，Meta、PayPal、思科（Cisco）、耐克（Nike）等大企业又接连在全球大幅裁员，对即将踏入职场的毕业生而言，AI自然容易被视为抢饭碗的代名词。
然而，科技界亦有不同声音。英伟达总裁黄仁勋就批评部分企业以AI作为裁员借口，认为AI真正普及只是过去一年之事，不可能成为几年来裁员的主因。他强调，AI应该提升生产力、创造更多职位，而未来不是AI取代人，是懂得运用AI的人取代不懂得AI的人。
但历史告诉我们，当人们感到自身生计受威胁时，情绪往往比道理更具力量。公众不买账就是不买账，总是带着反AI情绪。
回顾工业革命时期，卢德运动最终被针对，但工人逐渐明白，破坏机器无法阻止时代前进。其后，劳工透过组织工会争取权益，经过数十年努力，逐步建立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工伤保障及退休制度等现代劳工保障体系。
然而，这只是欧美职场才能有此“上等”待遇。反观在亚洲很多地方，无论白领、劳工均鲜有真正的保障，近数十年，靠着人口密集、劳力便宜，亚洲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引擎；AI革命也为亚洲带来机遇，中国、韩国等地的AI科技应用发展迅速，印度、越南等地的软件开发人员，成本比高端数据模型、词元（Token）更便宜，因此有着大量工作；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也都在硬件的基础设施上不断大兴土木，但同时带来另一种职场重组：中国大陆、日本、香港等地已出现知识型职位受压的情况。
相比之下，新加坡人较幸运，一来，政府由上而下推广全民拥抱AI，也是极少数能提供相关资助的政府，甚至取代不少商业机构的自助角色，为企业提供AI开发服务；二来，保障本地就业的政策，导致企业裁员只能先炒外来专才回老家，本地人就业冲击相对较小。
无论是蒸汽机还是人工智能，社会大众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科技创造的利益如何分配。工业革命催生工会与劳工保障制度；AI时代同样需要再培训、终身学习，以及新的社会保障机制。
机器从来没有立场，它只忠于效率。真正值得忧虑的，不是AI是否太聪明，而是当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集中时，社会是否仍有能力让大部分人分享到进步的果实。否则，每一次技术革命的背后，都不过是另一场换了名字的阶级重组而已。
作者是数码科技从业员、AI求职产品共同创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