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逸式辞职”，这个2022年的反腐热词，最近又热起来。
“逃逸式辞职”一般涉及掌握审批权的国企高官的两种行为。一是指党员干部在离任前猛捞一笔，通过提前退休或辞职的方式逃避查处，可形容为“带病离职”。二是指离职或退休前埋线织网，或为特定企业及个人输送利益，或提前铺就“旋转门”通道，待身份转换后收受利益，可称为“离后收割”。
今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提出，要着力查处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影子股东”“影子公司”等。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星期一（6月30日）发文《紧盯国企领域“逃逸式辞职”问题 织密织牢制度防护网》，再提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部署，强调持续深化“逃逸式辞职”治理。文章以成都、广西、湖南、重庆为例说明，多地正在破解国企领域“逃逸式辞职”问题，暂缓多人离职。
在微博上，神经敏感的中国网民旋即把“逃逸式辞职”和两个新闻联系起来。一是把矛头指向戴230万元人民币高价耳环的艺人黄杨钿甜，呼吁彻查其辞去公务员职务多年的父亲；二是怀疑中国稀土集团近日爆发高管辞职潮背后有猫腻。
中国稀土集团已发声明称，高层职务调整属正常人事变动。曾在四川雅安当公务员的黄杨钿甜父亲，则已在5月底被立案调查。
事实上，在网上能抓到被判处或查处的“逃逸式辞职”个案一大把：
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在职时为有关企业谋取利益，提前辞职后在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疯狂逐利，2023年被判有期徒刑12年半。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鸿周为逃避纪法惩处，谋划离职，今年5月通报被开除党籍。中国进出口银行吉林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郑鹏“逃逸式辞职”违规到贷款客户任职取酬，今年6月通报被开除党籍。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难想象，急于通过提前退休或离职来逃避查处的高官只会不断增多。这类隐性腐败有别于收受现金等粗暴式显性腐败，它是权力寻租异化的“变形记”，特点在于花招多、链条长，不易剥开变异外衣。
以张华宇案为例，他被中纪委定性为典型的 “提前筑巢”“逃逸式辞职”腐败。在职期间为关联企业谋利，还安排儿子、女婿、弟弟等亲属及关系人子女数十人到光大系统工作。他在2018年9月也就是退休前一个月，反常辞职。辞职后在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包括担任非执行董事兼副主席，年薪200万港元。他在2022年1月，辞职三年多后被查。
放眼全球，不少国家是通过制定“冷静期”等法律条规，禁止前政府官员在离职后的某个时间段内，到与其离职之前，职务直接相关的机构任职。
中国也有类似“冷静期”条规因应政商旋转门。南方评论文章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提出“三年两不准”要求，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充实完善对党员干部离职后违规从业行为的处分规定。
“三年两不准”指，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为领导成员、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活动。
显然，好些公职人员仍心存侥幸，以为离职就能“平安着陆”，并在离职后另谋高就，再通过人脉打招呼、讲人情，为自己和他人非法谋利。据称，逃逸式辞职者还会给出各式辞职理由，包括因病早退、自谋职业、下海经商、志于学术等，如果没有确凿证据，难有正当理由暂缓他们离职。
刚刚过去的“七一”是中共建党104周年。最新数据显示，中共党员截至2024年底已破亿，达10027.1万名，成全球最大政党。这当中，有多少人是基于理想而入党，又有多少人是放眼于谋求个人利益？
国家领导人在七一前夕主持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要坚持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全党释放一严到底、寸步不让的信号，形成震慑效应。
但心存贪念者总能找到钻篓子空间，反腐也因此变成一场猫捉老鼠游戏。这种“越反越腐”现象，无疑折射出深层次的制度性腐败问题。
要从制度上根除腐败，需要时间和决心，包括健全法律体系、加强权力监督等。当权力关不进制度的笼子，只能以“反腐斗争永远在路上”的态势，见一个打一个，毕竟“越反越腐”总比“不反更腐”好，但距离“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终点，仍有漫漫长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