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耿洪伟、曾就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班的“耿同学”，于今年4月至5月间运用开源数据，基于人工智能的图像相似度检测算法与统计学模型，在他的“耿同学讲故事”账号上，接连实名举报多名中国重量级学者（多为长江学者、国家杰青、院长或院士）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涉嫌造假，促使同济、南开、中山等知名大学启动调查并处分涉事教授，震动中国高校圈。
笔者身处学术圈20余年，所见论文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用“罄竹难书”来形容实不为过，尤其是在亚洲学术界。耿同学揭发的这些学术界丑闻和乱象，在全球并非新鲜事，但亚洲却是重灾区，而我们所知、所见、所闻的，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全球绝大多数学术不端行为，几乎都牵涉学术发表。近10多年来，世界大学排名，如亚洲民众偏爱的QS及《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被各国高教部和大学高层广为用作营销招生工具，加上媒体推波助澜，即便众多教育学者不断指出这类排名存在不严谨、不客观、不透明、不科学等弊端，也没有一种大学排名能提出更有效的教学评量。
亚洲民众对大学排名的迷恋有增无减，为孩子选择大学时也高度依赖排名。这些市场需求驱动大学高层设法提升排名，而方法无非是追随排名指标。比如THE的发表评量占35.5%（涉及文章数量、引用次数、领域加权引用影响等），QS的“教职员研究引用率”也占20%——高素质论文越高产、被引用越多，排名就越高。
大学高层为追逐排名，将压力转嫁给教授，迫使教授增加论文量，并将发表数量与晋升、终身教职、科研经费直接挂钩，导致以量代质的恶性循环恶果。
但增加论文产量容易，增加高素质论文产量却极难；比如笔者2024年在权威期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的一篇论文，即耗时约五年研究、数据分析和撰写，同侪评审又经四位专家审核，再多花一年多时间。
然而，为五斗米折腰的大有人在。在大学高层制定的“超自然KPI”及“不发表即出局”压力下，一些人想尽办法高速发表论文，以换取升等、加薪、研究基金等好处。诸如“相互挂名”（gift authorship）、“引用联盟”（citation cartels）、伪造数据、造假图片、抄袭剽窃、重复发表等不端行为，在亚洲各国相当普遍。
由于世界百大、二十大荣耀过于诱人，亚洲各国高教部和大学高层对排名公司几近唯命是从，加之学术发表文化在亚洲相对新兴，缺乏完善监督机制来遏制多年乱象，亚洲遂成学术不端重灾区。2023年3月发表在《韩国医学科学杂志》（Journal of Korean Medical Science）的一篇综述指出，缺乏科学写作和研究伦理培训、发表压力、校方过于宽容的态度、监管措施不足，都是造成亚洲国家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国际研究也不断反复印证亚洲学术圈不端问题特别严重：2025年5月，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教授米霍（Lokman Meho）创建“科研诚信风险指数”（Research Integrity Risk Index，简称RI2）。该研究从多个数据库提取全球1500余所大学的数据，计算出“撤稿风险”R指数及“被除名期刊风险”D指数，再综合得出RI2指数。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浏览RI2网站，查看亚洲部分，会发现数以百计大学被列入最严重的“红色”（Red Flag：极端异常，存在系统性诚信风险）和“橙色”（High Risk：明显偏离全球常规）警示级别。
欧美澳大学相对正常
有意思的是，欧美澳等科技大国各大学的RI2指数，几乎清一色为正常的绿色或白色，鲜少有橙色（西班牙和意大利仅有少数大学是橙色）警示。
其他数据也佐证此现象：2023年《自然》和2018年《科学》期刊针对撤稿频率统计发现，“世界十大撤稿大国”的常客大多来自亚洲，包括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同年，《自然》另一篇文章也显示非物理界“超级著作等身”的学术人员，大多来自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
除了大学排名的推动因素，亚洲国家也因为集体主义文化和社会监督不严等原因，导致学术人员倾向于一大群人联名一篇文章。这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公开秘密。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面临的学术问题同源同构，都属区域性、结构性的制度病灶，只是各国被揭发的方式和时点不同罢了。
为什么这些学术不端行为必须被纠正？原因很简单：除了误导其他研究者、扭曲科学记录、浪费资源、违反研究伦理及损害科研诚信外，医学界的学术不端更可能带来人命伤亡的严重后果。
想要扭转亚洲学术圈的诚信危局，各国高教部和大学高层可考虑从六方面着手。
第一，摒弃盲目追逐世界大学排名的陋习，将论文数量与晋升、研究经费脱钩，转向注重研究质量与伦理表现的评鉴体系；
第二，建立独立且具法律效力的举报人保护制度，让“耿同学们”不必以个人名誉和生计为代价打假；
第三，设立跨校、跨国、跨区域的论文与期刊监测机制，主动识别论文工厂和掠夺性期刊；
第四，将学术诚信教育纳入研究生与大学教师培训必修环节；
第五，建立与国际接轨、透明可问责的奖惩制度，对挂名、造假等行为一视同仁追责；
第六，推动区域学术共同体合作，共享撤稿与不端案例数据库，减少信息不对称。
唯有摆脱“数字至上”的虚荣文化，并切实推行上述六大策略，亚洲的高等教育机构才有望恢复对科学产出的信任，进而建立一个更诚实、更稳健的学术未来。
作者是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客座副教授、分子遗传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