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中美关系正从激烈对抗重新趋向某种更稳定的状态。双方同意朝着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努力。两国分歧并未消失，但双方都已认识到，对抗持续升级代价高昂、危险重重，也不可持续。竞争必须有边界约束，分歧也必须加以适当管控。
这一判断有着坚实的战略逻辑。冷战期间，“相互确保摧毁”的前景使美国和苏联避免了正面军事冲突。双方并不信任彼此，但都明白，核大国之间一旦战争升级，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
类似逻辑也适用于中美经济关系。当然，经济相互依存并不等同于核威慑，误判所带来的潜在代价也不在同一层面。但在全球价值链深度交织的今天，中美之间无疑已形成一种“相互确保经济痛苦”的关系。如果任何一方试图通过全面脱钩、极限施压或切断供应链来削弱对方，也必然会伤及自身企业、消费者和金融市场。
这标志着大国关系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从历史上看，走向战争的国家之间，通常只有有限的经济联系。即便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贸易已有所扩张，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仍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直到二战之后，产业内贸易才日益发展起来，而今天，中美经济关系又进一步向前演进：其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以往大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形式。
到2020年代中期，中美已不只是彼此买卖商品。两国经济深深嵌入同一套生产体系、创新网络和金融市场之中。升级双边冲突，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带来严重损害。战争如此，全面脱钩亦如此。
经济相互依存并不能自动阻止战争，但它确实提高了任由冲突失控升级的成本。它可以成为一种保险机制或稳定力量，但前提是各国尊重基本边界，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并认识到避免危险误判的重要性。
俄乌冲突提供了一个令人清醒的例证，说明事情可以有多么糟糕。战前，欧洲与俄罗斯通过能源贸易建立了紧密联系。但这种联系并未阻止冲突爆发。问题在于，这种依赖过于集中于单一领域，结构上不对称，并且一旦政治关系恶化，就很容易被武器化。其教训并不是经济相互依存无法成为维护和平的屏障，而是相互依存必须更加平衡，并得到妥善管理。
近年来，许多国家强调“去风险”、供应链安全和战略自主。这些关切可以理解。冠病疫情、新的战争、制裁以及技术限制，都凸显全球化所带来的脆弱性与权衡取舍。但如果每一种相互依存都被视为安全威胁，每一条经济联系都被看作战略弱点，世界就可能用一种危险替代另一种危险。去风险可能升级为脱钩，对供应链安全的追求，也可能引发全球阵营之间的直接对抗。
一个更加碎片化的世界，并不会更加安全。大国之间相互约束的力量将被削弱，冲突风险也会显著上升。因此，目标不是终结相互依存，而是让相互依存变得更安全、更平衡、更可治理。我们必须在保持开放的同时增强韧性，在竞争中保留合作，在分歧中维持沟通。去风险应当有边界，安全政策应当合乎比例，战略竞争也应当有护栏。
这一愿景与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理念相契合。和谐并不意味着消除差异，而是意味着差异不必走向对抗。在现代国际关系中，这一理念可以通过制度包容性得到体现。我们需要一种国际秩序，能够在同一个全球框架内，容纳制度不同、发展道路不同、利益诉求不同的主要大国。
最近的中美元首会晤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凸显了双方的共同认识：两个深度嵌入全球经济的核大国，不能把持续升级作为长期战略。中美关系当然仍将包含竞争与摩擦，但如果双方能够把竞争限制在规则之内，把安全关切控制在合理边界之内，并把相互依存转化为稳定器而非武器，两国就能为和平奠定基础。
相互依存不能保证和平，但没有相互依存，和平将变得更加脆弱。中美当前的任务，是让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更加平衡、更有规则、更可治理。否则，世界将面对一个危险得多的未来。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英文原题：Managing Sino-American Inter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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