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三线城市泰安的一栋普通商住楼外，一早一晚总会聚集一波家长，他们有的骑电动脚踏车、有的开车，接送完孩子后便匆匆离去。
每日进出这栋商住楼的学生告诉《联合早报》，他们年初时在四楼的一家托管机构上“寒假班”，但内容并非常见的课外拓展、素质教育，而是早已被明令禁止的学科类培训。
同栋楼里的托管业者沐青（化名，50岁）透露，去年暑假开始，楼里陆续有六七家同行入驻，但他们并非单纯的托管机构。“假期里偷偷开灯营业，大门紧闭、里面却有上课的声音。很多都是给补课打掩护的。”
种种迹象表明，在中国继续推行“双减”政策的当下，教培行业已悄然找到新的保护伞。
中国政府2021年出台“双减”政策，要求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并严禁这类机构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曾经声势浩荡的教培行业规模一度大幅缩减，行业经历一段时间的寒冬。
然而，家长需求不减，应试制度持续高压，加上地方政府缺乏监管动力，促使教培行业2024年起出现死灰复燃的迹象。
除了部分教培机构低调恢复运营，一些地方也出现三两学生邀请教师到家里补课的私教“小班”模式，收费较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变相加剧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
不仅如此，教培机构近一两年找到更易规避监管的新“马甲”，打着托管机构的名义重出江湖。
中国多数小学和中学没有校内食堂和宿舍，校外托管机构起初主要为中小学生提供午餐、午休和接送服务，也因此俗称“小饭桌”；后来逐渐叠加课后作业辅导服务，衍生出目前业内占比最大的“午托+晚辅”模式。
托管机构满足不少双职工父母照看孩子的刚需，行业在过去十几年野蛮生长，市场规模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据中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统计，截至去年9月15日，中国全国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服务机构数量突破54万家，较2024年同期激增超过13万家，行业呈现加速扩张的态势。
不过，托管行业加速扩张背后的一大推手，就是打着托管的幌子、变相提供学科培训这个新模式的崛起。
今年3月召开的中国两会（全国人大、政协年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提到，校外托管这个新兴服务市场在满足双职工家庭看护需求、拉动服务消费的同时，因缺乏有效规制，风险隐患也日益凸显，亟须强化监管治理。
他指出，“双减”后以“课后托管”为名的隐形变异培训问题突出，部分教培以“校外托管”为名改头换面、转入地下，成为隐形变异的新温床。这不仅冲击国家“双减”政策的成效，也加剧教育焦虑、侵蚀教育公平。
据报道，不少托管业者都是家庭式作坊，摆上桌椅、支上几张床铺就能开张。此外，因缺乏统一定性，行业也面临教育、市场、民政、校方等不同部门多头监管，但缺乏统一制度框架、没有主责部门的现状。
青年教育经济学者叶晓阳向《联合早报》分析，在官方没有明确准入标准，以及监管体系缺位的情况下，托管业的竞争变得复杂，现实中出现小饭桌、作业辅导和学习管理，以及变相做学科培训这三种模式混杂的情形。托管机构成为给教培打掩护的热土。
山西家长张萌（化名，42岁）的女儿在当地顶尖公立中学读初三，她告诉本报，女儿学校一名资深教师去年离职后开了托管，消息不胫而走，她也给女儿报了名。
张萌解释，托管服务只是附加项目，真正的“付费项目”是老师提供的数学和物理补课，提成绩很快。虽然女儿成绩不错，也没有托管需求，但她班上有几个同学也在这里补课，加剧了竞争。
张萌说：“马上中考了，竞争这么激烈，我们要是不补就落后了。”
按下葫芦浮起瓢 需求不变监管难？
张萌一语道出许多中国家长的心声。虽然中国多地持续推进“双减”政策、开展专项治理行动，以及将打击方向对准这类隐形变异培训，但教培不断卷土重来，不仅是因为它的隐蔽性强、排查难度大，背后更是家长对教培行业打不散、按不下的刚性需求。
叶晓阳指出，中国教育制度持续保持高度筛选，家庭对教育的“内卷”心态已形成，所以家庭对优质学校和对市场化教育服务的需求是不会变的。
因此，通过限制家庭可以获得的教育资源来实现减负，即“双减”政策现阶段的效应，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叶晓阳说：“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可以在减负之后的家庭、市场反应看到的：正规的培训机构被压缩，但是地下非正规的培训服务仍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