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普世意义（而不仅是西方意义）上不属于完全民主，但在极大程度上（包括人身自由、尊严等）它满足了民主的目的。
大选结束，不同角度的解读很有必要。网络时代有别于李光耀时代，更多的解读者不再自我局限。
新加坡的政治确实和很多民主国家不同，除了一些制度设计引起反对者的批评——如选区划分过程和集选区制度——全民强制投票也只有20几个国家实施。笔者一直认为强制投票是实质民主极其重要的一项设计，它能确保选举结果的普遍意义，而普遍意义正是民主制度的要件之一。言论与新闻自由也是民主制度的要件，但在社交媒体时代，这项制度缺陷几乎已不成为问题。所有传统媒体都在经营社媒，个体社媒的竞争难以阻挡，并会加快传播效果，即便未必都具备公信力。
民主制度包含自由选举、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等，但不同国家在落实方面程度不一样。有国际组织评选民主国家时，划分为完全民主、部分民主、不民主等等，很多人也根据这个标准批评新加坡不够民主。但我们要明白，这些条件的设定，都是为了标识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具备足够的自由权利——民主的目的就是为了达致个人自由与尊严。如果事实上相当接近这个目的，在某些程度上却不一定充分满足个别标准，或许在范畴内属于部分民主，然而对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满意程度或许才应被理解为最后的答案。
所以新加坡在普世意义（而不仅是西方意义）上不属于完全民主，但在极大程度上（包括人身自由、尊严等）它满足了民主的目的。这是新加坡民主政治的第一层悖论。
二战后的世界出现百多个新兴国家，很多是从殖民主义者手中脱离；和新加坡一样独立自英国的国家很多，但对英殖民主义者留下的优良遗产，能有效继承并进一步突出成就的，新加坡是极少数。为什么？
第一代建国者的背景因素不能忽视，他们都是亚洲人，但具备浓厚的西方文化背景，他们的政治理念和管理模式深受西方影响，也在取舍之间影响了新加坡的制度设计。他们没有强烈觊觎财富或仇富的心态，更重要的是，他们成功说服民众给予长期支持。批评者会说，这种支持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恐惧心理上，尤其是当时民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但另一面的事实是，当时民众的生活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很大的改善，这一点促使民众自愿认同人民行动党政府。
行动党在极大程度上维持民主政治基础的选举制度，人民能够根据自身的生活条件，决定对他们的授权。以经济发展与物质满足获得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可，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条件中，应该具备普遍意义。但当年安顺与后港的选举结果说明，即便教育程度的提高与恐惧心理的消退比较缓慢，民主权利意识并没有淹没在物质条件中。换句话说，对于民主政治权利与制衡的意识，在新加坡没有消失过。进入21世纪的行动党，只能用更多更好的服务与越来越谦卑的态度，去争取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由于竞争没有陷入大规模不择手段的境地，例如一方非法拘禁杀害，另一方激烈煽动仇恨，因此整体社会得以持续在和谐的环境中前进。这是新加坡出现的民主政治第二层悖论。
这种良性竞争在微弱的张力维系下，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虽然过程中有强人强势的元素——但也衍生另一层悖论。经济发展下逐渐富裕与更愿意思考的人民，在稳定与安逸中如何维持政治制衡的民主权利。行动党的制度设计例如非选区议员，正是基于选民对权力制衡的需要，但已经不能满足目的。工人党过去两届在它所竞选的选区中，得票率与行动党旗鼓相当，有人扩而大之地认为，工人党若在全国竞选，可能一举变天。但若真是全国竞选，选民心中更可能基于对行动党执政的信任感，会因为担忧“换政府”，而全面收缩对“制衡”的需求。
换言之，这一悖论的底层逻辑，是行动党维持60年的表现没有明显褪色，甚至面对新时代，能不断自我更新与纠错。人民因此不必隐忍或立即面对在一个失败的政府与另一个没经验的政党之间，做出痛苦而没把握的抉择。
小党的长期积弱可能符合其他国家反对党的现象，但最大的工人党步步为营，不与行动党强势竞争，也是我们民主政治的另一种悖论。它不符合政党竞争的特质，不以替代执政为尽快实现的目标，平时不展开全社会的民主政治教育，对于被视为不公正的政策也不积极要求改变。这些现象可以解读为它其实认可行动党的执政绩效，也对自己执政的实力没有过度高估，更没有不计代价的野心。这种政治上表现出来的德行，不是一般民主国家看得到的。因此，很多流行一时的政治论述，未必能准确描述新加坡。
一些研究显示，认为选举机制无须改变的保守派只占本地人的少数，即便如此，其中很多人也认同国会要有不同声音。行动党的治理绩效、在人事与政策上持续自我更新，以及没有大规模腐败等现象，甚至扩散到其他政党，成为某种政治标准。这是导致很多外国人照政治学理论评论新加坡时，搔不到痒处的关键，也是本地批评者在过去有效也正确的论述，在今天或未来则未必。
新加坡无疑是民主国家，甚至因为全民投票，我们的民主更名实相副，重要的是更不容易走偏。全民建立起来的很多共识，例如政治竞争的游戏规则、精英也必须接地气等等，至今没有会被打破的迹象，相信这些悖论就是我们稳步走到今天的根基。如果我们已经走在通往民主的大道上，持续改善制度结构，该拆的拆，该补的补，强化社会共识，才是为子孙打造的长治久安之道。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