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最近约我喝茶，临近前一天发信息说天气实在太热，担心中暑，不如改天再约。我立刻答应，并回复道：“这天气热得我都想回新加坡避暑了。”
朋友大笑，以为我在开玩笑。因为对她来说，这座素有“火炉”之称的城市今年夏天似乎只是发挥了正常水平。
长年与酷暑相伴，重庆人自有一套“避暑之道”。有人把防空洞当作天然纳凉点，铺开凉席、摇着蒲扇，惬意的“葛优躺”；有人则一大早就坐在重庆地铁站专门开设的纳凉区，享受站内免费冷气。
朋友告诉我，家中长辈下周就会带着小孩去凉爽的云南度假一个月；而她的母亲为了避暑，大约七年前就在贵州购置了一套60平米的“避暑专用房”。
朋友带着几分云淡风轻的口吻安慰我：“今年跟2022年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重庆2022年夏天经历了一场罕见的极端高温干旱天气，持续天数、强度和影响范围均刷新历史极值，长期干旱还引发了当地山火，整个城市一度陷入高温与火情并行的双重考验。
中国民间早年将重庆、武汉和南京列为“三大火炉”，但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广泛，“火炉”已不是个别城市的专利。
北京、上海、郑州、西安、杭州等地近年都多次出现4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高温预警逐渐成为多个城市的夏季”标配”。
当“四大火炉”已不足以描述中国城市面临的酷暑，另一端的暴雨和洪灾则在不断改写人们对极端天气的理解。过去被称为“百年一遇”的高温和强降雨，如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甚至变成“年年都遇” 。
单是今年7月，受台风影响，中国多地雨量突破极值。其中，广西因台风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内涝，东斑江流域发生50年一遇的洪水，横州六蓝水库溃口，数十万人受灾；湖北黄冈因持续强降雨叠加强对流天气，出现了历史罕见的15级龙卷风。
灾害发生后，中国迅速集结大批救援力量。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冒雨涉水，驾驶冲锋舟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受困群众，展现出极强的应急动员能力。
但当险情得到控制，如何迅速恢复正常生活和生计，成为摆在民众面前的又一道难题。素有“中国茉莉之乡”美誉的横州，大片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花农无花可卖，损失惨重。
湖北的黄冈师范学院则因龙卷风导致基础设施严重破坏，直接经济损失约1.53亿元人民币，并被迫取消原定的期末考试。
相比华南和长江流域，中国东北地区过去较少面对台风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今年也未能幸免。辽宁省会沈阳城区星期一（7月13日）多项雨量指标均创下195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高纪录，传统的“南涝北旱”格局被打破。
网传照片显示，沈阳城区道路积水成河，车辆被淹。有网民后怕地自述，他到了地铁站，听说暴雨倒灌进其他站点，才意识到严重性。
气象和水利专家普遍认为，随着全球变暖加剧，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在上升，而中国不少水利工程、城市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是几十年前依据过去的历史气候资料和设计标准建成。当极端天气不断突破原有设计标准，这些基础设施便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换句话说，气候变化将不断刷新历史极值是可以预料得到的现实，而基础设施更新却难以一蹴而就。
与此同时，快速的城市化进一步放大了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影响。人口、产业和基础设施高度集中，大面积地表硬化、河湖空间压缩，使短时强降雨更容易演变成城市内涝，而交通、电力、通信等关键系统彼此关联，一旦某个环节失灵，影响便可能迅速扩散至整座城市。
中国“十四五”（2021年至2025年）规划首次将建设”韧性城市”纳入国家发展目标。2024年底，官方进一步明确，要打造承受适应能力强、恢复速度快的韧性城市。
这意味着，在极端天气愈发频繁的背景下，一座城市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天际线的高度以及铁路的速度，更体现在面对热浪袭击、暴雨冲击时，能否维持城市基本运行，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这正成为衡量城市治理能力的新标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