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大学二年级的台湾学生小韩（化名）喜欢钩织，通过中国大陆社媒平台小红书观看影片自学。她观察到，身边经常使用大陆社媒的朋友，在日常用语上会出现差异，不时使用“视频”“立马”等对岸用语（台湾分别常用“影片”“立刻”）。
这让小韩担忧，长此以往，台湾本土的语言特色会日渐式微。保持警惕的她说，要查找特定资料时，会同时参考不同社媒平台，“以免只受到单一信息来源影响”。
一些台湾人这种日常习惯的变化，在学者看来，背后是中国大陆日益增长的软实力在发挥效应。
北京近年来频频强调，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科技、游戏、文化等产品在全球走红，世界正在感知大陆越来越酷。一海之隔、文化语言相近的台湾，首当其冲感受到来自彼岸的影响。
小红书和高德地图两款中国大陆日常生活软件，过去半年多先后登顶台湾应用商店下载榜首位，但也卷入政治风波。《逐玉》《难哄》等陆剧频频在台湾创下播放纪录，成为北京论述中两岸割不断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连接”。在台没有业务的许多大陆新消费品牌，像是霸王茶姬的奶茶、瑞幸的咖啡、亚朵酒店的枕头，也成为台湾社媒谈资。
美国智库亚洲协会中国经济研究员利兹（Lizzi Lee）向《联合早报》分析，这些现象虽不一定会让台湾年轻人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产生认同，却让大陆变得更熟悉、更贴近日常生活，并逐渐与现代化、便利、创意和乐趣等正面形象产生连结，使部分关于中国大陆的叙事更容易被接受。
台湾人大量使用大陆软件 赖清德担忧冲击民主认同
今年4月，中国大陆市占率最高的导航服务平台“高德地图”，在台湾开放“红绿灯倒数计时”等功能，吸引不少台湾民众“尝鲜”使用的同时，也引起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警惕。
台湾数位发展部5月底公布资安风险检测结果，指高德地图在关闭状态下仍会对外传输资料，并涉及读取通讯录等11项风险行为，呼吁民众审慎使用。
台湾官方对高德地图提出的资安疑虑，迅速引发政治攻防。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民进党政府将与大陆有关的事物视为“洪水猛兽”，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只会“搞得人心惶惶”。中国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则批评，民进党为了谋“独”，“反中反到反智、反科技的地步”。
类似争议去年12月也曾围绕小红书上演。当时台湾政府以打击诈骗为由，对小红书实施为期一年的停止解析及限制接取措施。
官方针对小红书的限制以及对高德地图的风险警示，引发部分台湾网民反弹。不少人质疑官方是否将资安问题“过度政治化”，甚至有网民讽刺，小红书“干脆改名小绿书”。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路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曾怡硕受访时说，政府有责任告知民众使用相关应用的风险，但若凡事都以安全之名禁止使用，“政府就会变成商业打手”，反而破坏市场竞争。
他认为，台湾政府目前针对高德地图的做法，主要是尽到风险提醒责任，“而不是说这是中国（大陆）的，所以不要用”。
至于外界常质疑脸书、Instagram等平台的诈骗问题远比小红书严重，官方却未采取同等限制。曾怡硕指出，这些平台皆与官方合作防诈，“小红书却自始至终不派人来”。他认为，争议的核心不在于小红书上的诈骗是否最为猖獗，而在于平台是否愿意配合当地监管及司法管辖。
然而，平台是否配合防诈与监管，终究只是治理层面的争议。对于台湾执政官方而言，更深层的焦虑在于，这些掌握庞大流量的大陆平台，是否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台湾年轻世代对中国大陆的认知，以及对台湾民主价值的理解。
根据台湾官方披露的数据，小红书在台湾拥有逾300万用户，相当于每10人就有一人使用，多数是女性和年轻人。
中国大陆科技巨头字节跳动旗下的短视频平台TikTok，也越来越受台湾年轻群体欢迎。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今年初发布的市场报告指出，台湾民众观看TikTok的比率逐年上升，去年已达47.5%。在各年龄层中，16岁至25岁群体增长幅度最大，自2019年的24%大幅升至2025年的72.5%。
台湾赖清德5月底出席一场中学生论坛活动时，呼吁在场学生培养思辨能力，勿被动接受TikTok和小红书“灌输中国（大陆）的想法”，并称若未妥善应对，台湾恐将失去守护民主的意志，甚至“会把中国（大陆）当做好人”。
越常用大陆软件越倾向 娱乐归娱乐政治归政治
台湾阳明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学系副教授戴瑜慧在初步研究中即发现，大陆社交媒体使用频率较高的台湾用户，较倾向认同“娱乐归娱乐、政治归政治”的看法。
但她强调，媒体环境从来不是中性的容器，其内容呈现、框架方式及系统性选择，都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的感知。她指出，在中国大陆审查制度下，媒体所呈现的形象多为现代、繁荣、强调正能量与消费活力，但“像政治压迫、新疆、香港言论管制等，在这个生态系里是隐形的”。
在戴瑜慧的研究中，部分用户表示使用小红书、抖音等大陆平台时会主动回避政治内容。抖音并未主动向台湾市场提供服务，但台湾用户将手机地址改为中国大陆即可下载。
戴瑜慧观察，这么做的用户较可能倾向接受审查制度，应予以尊重，“这也意味着，他可能较容易接受中国（大陆）政府的叙事方式”。
戴瑜慧进一步强调，这类影响往往是长期且隐性的，未必会立即体现在个人政治立场、投票行为或国族认同的变化上。她也提醒，如果将相关现象过度上升至国族认同层面来解读，反而可能引发年轻群体的心理反弹，使讨论陷入非黑即白的对立。
利兹也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不是大陆软实力能否直接改变台湾年轻人的政治立场，而是它们是否正在悄然改变台湾年轻世代理解中国大陆、看待民主制度，以及想像自身未来的方式。
台学者：台湾社会应建立中国大陆识读能力
针对中国大陆应用软件与消费文化对台湾社会带来的隐性认知影响，台湾学者建议，应系统性地建立对中国大陆的“识读”能力。
提出这项建议的阳明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学系副教授戴瑜慧认为，在算法推荐、平台内容筛选以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共同作用下，不宜将信息接收与判断的责任完全归于个人。
她指出，应从制度与结构层面理解中国大陆的治理逻辑，包括政权运作方式、审查机制如何形塑内容生产，以及商业平台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唯有在这一框架下，外界才能更完整地理解并回应大陆叙事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而非每次都以“威胁论”看待，认为台湾文化“快要消失、完蛋了”。
非政府组织台湾民主实验室去年与16名经常使用TikTok的青少年进行了16场深度访谈，发现青少年用户常常使用“不感兴趣”以及“检举机制”来“改善”自己的算法，尤其是回避一些社会议题或政治相关内容。
这些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给青少年营造了一种“知道自己在看些什么、以及可以掌握自己看到什么内容”的自主感。然而，有受访者观察到，平台仍会在特定时机密集推播政治相关内容，特别是在台湾选举期间。
这显示，即使用户能主动调整推荐内容，也未必完全掌握平台算法的运作逻辑；随着大陆平台与内容持续进入台湾年轻世代的日常生活，媒体与平台识读能力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
政治因素挡不住中国变“酷”？
从喝热水到进家门换拖鞋，一股名为“Chinamaxxing”（极致中国化）的网络迷因风潮，近来在风靡全球的陆资短视频平台TikTok上兴起，获得中国官媒点赞这是西方“Z世代”迷上了越来越酷的中国。
研究中国软实力的美国纽约大学客座教授袁绍御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Chinamaxxing是冰山的尖端，不是冰山本身。它下面是一个更广泛的结构性转变：中国的游戏、短剧、消费品、平台生态，正在全方位进入全球市场。”
中国古装偶像剧《逐玉》今年3月登陆国际视频平台Netflix后，连续四周跻身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前10名，创下华语剧纪录，就连年近八旬的美国“庞克教母”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也沉迷其中。谷歌数据显示，陆剧的全球搜索热度在过去一年首度超过日剧，但与东亚影视标杆的韩剧仍有不小差距。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沛芹今年1月在具有官方背景的《国家治理》杂志发文形容，网络影视剧、网络文学和游戏是中国“文化出海新三样”，不仅让中国实现从“花钱去传播”到“传播去赚钱”的转变，还“为讲好中国故事带来新机遇”。“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元首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指导思想。
不过，袁绍御也提醒，中国曾花重金在全球兴建孔子学院，结果国际好感度不升反降，因为当信息明显来自政府时，受众的第一反应就是怀疑和排斥，“你花再多钱也买不来信任”。
相比之下，袁绍御认为，中国如今的文化产品和消费品能全球圈粉，是因为在商业意义上足够好。“它们是为全球市场竞争而设计的，不是为了讲好中国故事而生产的。”
潮玩品牌泡泡玛特被视为中国消费品成功出海的标杆。这家公司的业务已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门店超过700家，旗下代表玩偶Labubu去年卖出超过1亿只。
海底捞霸王茶姬瑞幸等品牌 让消费者更能接受中国潮流
中国出海企业橘宜集团新马区域总经理马楚军，在《联合早报》视频栏目“现在事”5月发出的采访中也提到，海底捞、霸王茶姬和瑞幸等中国消费品牌，“确实让消费者对整个中国潮流（C-trend）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美国石溪大学前金融学助理教授史密斯（Noah Smith）4月在他的博客撰文分析，食物和设计本质上不涉及政治，中国创意借由这些产品可以更容易传播到世界各地，“我确实看到了中国软实力自然增长的迹象”。
但他依然认为：“中国封闭的政治体制意味着，其文化影响力将落后于科技和地缘政治实力。”
袁绍御则指出，中国的审查不是铁板一块，并未消灭所有创造力，且平台时代的软实力更多通过日常消费、生活方式等“低文化”运作，受审查影响较小。
“没有人审查一个空气炸锅的TikTok评测视频，没有人审查一个外国人在上海街头吃早餐的vlog（视频博客）。这些内容才是当前中国软实力的主力输出，而它们几乎不受政治审查的影响。”
对比日韩两大东亚文化强国，袁绍御认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某些维度上已经实现超越，例如日韩从未诞生TikTok这样的全球平台，“中国不仅生产内容，还拥有内容流通的管道，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优势”。
但他也坦言，中国在文化产品与人的情感连接上和日韩仍有差距，政治体制确实构成结构性掣肘，审查限制了最有情感穿透力的内容：个人叙事、社会批判、边缘群体的声音、挑战主流的异类表达。
袁绍御说：“中国能不能突破这个天花板，最终取决于它愿不愿意给创作者更多的自由空间。这是一个政治决定，不是一个市场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