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柏林墙倒塌，曾被视为自由民主战胜社会主义的历史终局。但当我们站在“新冷战”的阴影下回望，这一结论未免过于简单。真正决定胜负的，并非意识形态本身，而是制度在压力之下的应对能力。
正如历史学者弗里茨·巴特尔（Fritz Bartel）在《破碎承诺的胜利》中所揭示的，冷战更像一场关于“国家承诺能力”的马拉松。战后，无论东西方，都在竞相向社会许下承诺：西方以福利国家保障“从摇篮到坟墓”的安全，东方则以全面保障体系承诺稳定与平等。
然而，1970年代的滞胀危机打破这一均衡。沉重的社会契约与停滞的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双方同时陷入“福利僵局”。事实上，在整个1970年代，西方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比东方更易解决。直到1980年代，在增长有所恢复、通货膨胀显著回落之后，西方才逐步重建对自身制度优越性的信心。
冷战的终结，正是其中一方更成功地打破承诺，以此重启经济效率的结果。
被误读的历史终结
长期以来，西方倾向于将冷战胜利归因于自由市场的“天然正义”。但这种解释忽略一个更关键的事实：当财政纪律濒临崩溃时，西方并不是简单依靠市场取胜，而是借助“新自由主义”完成一次巧妙的政治脱责。
所谓撒切尔主义与里根革命，核心并不在于更崇尚“自由”，而在于成功重塑政策的正当性——将削减福利、削弱工会等紧缩措施，包装为不可违抗的“市场规律”。正是在这一话语框架下，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在避免社会失控的前提下，压低福利成本，重启资本积累。正如巴特尔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关键，并不在于它提高效率，而在于它使“违背承诺”变得可以被接受。
相比之下，苏联的问题并不在于拒绝效率，而在于无法完成同样的“违约转型”。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试图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削弱既有意识形态的约束力，另一方面又过早拆解国家调控体系，结果使改革失去支点。
正如历史学者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Zubok）在《崩溃：苏联的解体》中所反思的，苏联的悲剧在于一种危险的幻觉——相信只要引入“华盛顿共识”式的激进改革，市场就会自动解决效率问题。现实却恰恰相反：在福利体系瓦解、国家能力削弱的情况下，这种“自毁长城”式的改革，不仅未能提升效率，反而使整个体系在缺乏缓冲机制的情况下迅速失稳。
中国例外论？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崛起常被视为对西方模式的有力挑战。但若沿着巴特尔的分析框架来看，这一经验或许可以作出另一种解释：与其说中国提供一种“例外路径”，不如说它在另一种制度条件下，完成一次更为激进的“承诺重构”。
关键在于中国改革展开的具体政治环境。与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后期体制不同，中国1989年后的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稳定优先逻辑的塑造。对群众政治动员的严格限制，使社会难以形成有效渠道来表达对改革成本的系统性反对。
在这一制度条件下，中国得以从1980年代较为谨慎的“市场社会主义”，转向一种更为激进的改革路径——“市场列宁主义”：即在强化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大力推进经济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改革过程中“违背承诺”的政治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并非克服“违背承诺”的政治，而是暂停这些承诺。然而，这种表面上的成功也存在结构性约束。作为后发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压缩福利与抑制内需，由此强化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当这一模式逐步固化，对国内消费的刚性约束，也反过来限制可持续增长与结构转型的空间。
因此，中国并非这一逻辑的“例外”，而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制度变体，内在张力仍有待进一步释放。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方社会已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后果时，这一话语在中国仍具有相当影响力。对“完全市场化”的单向理解，容易掩盖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在发展尚未完成转型的条件下，如何在效率与保障之间维持必要的平衡。
制度趋同：从增长到自主发展
今天，当我们谈论“新冷战”时，须要意识到，世界已不再是两个彼此隔绝的体系对抗，而是进入一个“经济国家”普遍化的时代——国家与市场不再彼此分离，而是深度交织、相互塑造。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内部也在发生深刻调整。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的既有模式正受到反思，近年来，甚至连一贯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也开始强调：资本主义的可持续运行，离不开稳健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这一背景下，“制度趋同”对中国而言，并不意味着维持既有路径，而是指向一种更高阶段的发展转型。这一问题，在当下全球化困境中尤为突出。关键在于，如何在制度上完成从“增长导向”向“自主发展”的跃迁。
这意味着，一方面须要在政治结构上逐步拓展公共参与，使国家能力具备稳定的制度约束；另一方面，则须重建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经济增长能够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承载力。只有在这两方面形成有效结合，“强国家”的战略能力，才可能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从这个角度看，福利不再只是分配问题，而是发展问题；民主也不只是制度形式，而是国家能力得以规范运行的前提。二者的结合，构成从“增长”迈向“发展”的关键条件。
谁能赢得历史？
历史并未终结，制度竞争只是回到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如何在公平与效率、福利与纪律之间维持动态平衡。
在旧冷战中，西方通过更有效地“打破承诺”，在制度竞争中取得优势；在当下的全球竞争中，关键或许在于，谁能够在不削弱效率的前提下，重新构建并稳定社会契约。
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离不开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撑，而发展中的国家又必须通过持续的结构升级实现自我强化，所谓“制度趋同”的深层含义，正是一场关于治理能力的长期竞争。
最终，占据优势的，不会是简单依赖市场自发机制，或单纯依赖权力动员的国家，而是那些能够在制度上实现“福利”与“效率”良性互动的社会。
在这场漫长的竞赛中，制度的优劣，终将体现在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上：它能否让大多数人相信，这套规则值得被长期遵守。
作者是旅英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