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不到10天，就是香港回归中国28周年纪念日，也是本届特区政府就任三周年。最近香港特首李家超一直忙着接受不同媒体专访，总结过去三年工作。但在众多访问之中，政坛最关注的是他首次透露官方计划推出“高层官员责任制”。
香港政府的管治队伍人员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政治任命的三名司长和15个决策局局长。这些人是港府最高级的主要官员，类似西方国家的内阁重臣，负责制定政府最重要的政策，并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他们的任期会随特首的任期届满而结束。
第二类是五六十个政府部门的首长级官员，例如卫生署、社会福利署、警务处等，主要负责执行政府的施政和行政工作。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些部门的高层官员皆为公务员，他们的职位或升迁不会受到前后任特首替换的影响，港府仍然依赖他们来管理庞大的官僚体系。
多年来，香港公务员团队一直以高效率和专业性称著，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不过近年港人不满政府部门表现之声日益增多，部分公务员的表现尤被诟病。
香港申诉专员公署今年4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就揭露屋宇署在过去10多年严重疏忽，对涉及致命工业意外的承建商欠缺监管，具体表现为：遗漏跟进58起致命个案、10年内仅对一个承建商作出纪律处分，暴露出有关部门执行效率低、监管失职等问题。
很多年前港府已经针对管治团队和公务员的工作表现，设定一套纪律处分机制，包括2002年引入“主要官员问责制”时，将三司及所有政策局局长列入问责范围。相关官员须就各自工作向特首负责，并承担全部责任，甚至在出现重大政策失误时下台。
至于公务员团队，本届特区政府更是着力提升管理，包括简化让表现持续欠佳的公务员退休等纪律程序。但这个制度至今仍有不少局限。例如，在2020年至2024年，只有65名公务员因工作表现欠佳而不获加薪，以目前香港约有18万名公务员来看，这个数字显然偏低。
此外，若以职级计算，从2020/21年度起的三个财政年度，因为表现欠佳被冻薪的公务员，大多是中低层公务员，并没有来自首长级的官员。
据了解，目前港府审视公务员纪律表现时，主要是针对个人犯错或单一事件，并不触及政策或执行层面的失误，这就导致署长、处长等高官甚少被问责。
有港媒披露，早前屋宇署被揭发遗漏跟进50多起致命个案事件，最后要遭到纪律处分，不但令社会哗然，也令李家超非常不满，认为反映了三大问题：一是组织文化、二是管治力度不足、三是主管督导责任不足。“高层官员责任制”构想便是由此而来。
李家超在受访时指出，公务员聘任制度虽然与政治任命的司局长不同，但也要有责任制，部门领导要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发挥领导责任，避免发生“重复性、严重性的问题”。所以官方会研究不同惩处方法，例如不涨工资。
这个史无前例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传出后，立即引起官场和政界议论纷纷。有港媒引述港府中人指出，不少政府部门人员众多，架构庞大，不时有出错的情况。但香港公务员管理文化长期以来已养成“无人愿做丑人”，结果九成九公务员每年都会获“表现良好”评估而自动加薪。李家超打算引入“高层官员责任制”，可以锁定部门首长这一层级，加强他们的责任，不能得过且过。
港府有意提升高级公务员的领导责任，从正面的角度看，可以强化整体管治，发挥高官积极性，推动部门进步。但要注意的是，近年香港政治气候骤变，官方正陷入“资深高官荒”，若不断提高要求，恐怕会加速资深政务官流失。如何吸纳和留住资深政务官为政府效力，同样值得官方深思。
有政界人士也提醒，要关注问责制的判官问题，即谁在执行责任制的过程中担任判官。因为香港无论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或是内部纪律处分，都有诸多案例及《公务员守则》的明文规定可参考，但“高层官员责任制”所指的“重复性、严重性的问题”如何定义，却很难订立统一标准。较可行的方法，或是由一个相对独立的委员会来担当判官的角色。
有舆论也指出，当港府有决策向上推的趋势时，也要慎防责任往下移，不能因为有高级公务员负责，问责官员就可以“卸力”。官方制定“高层官员责任制”时，最好也一并检讨“高官问责制”，加入按绩效奖罚。
无疑，推出“高层官员责任制”，是本届特区政府回应社会期待、优化治理的一个积极尝试，但香港毕竟是一本难读懂的书，社会上混杂着各种不同利益，官方须要审慎结合实际情况而进行改革，才可以提升治理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