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趟从江西到上海、近800公里路程的救护车转运竟要价近3万元。这张令人咋舌的天价账单，迅速在中国引爆围绕民营救护车收费乱象的舆论风暴。
事件当事人、江西唐姓男子6月16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控诉，今年4月，他身患重病的儿子在江西省儿童医院治疗期间病情恶化，医生建议转往上海就医。当救护车抵达时，司机直接开出2万8000元的“一口价”。
唐先生回忆，母亲曾追问收费依据，但司机拒绝回应。考虑到病情危急，他没有进一步追问，当场通过微信向司机的私人账户转了1万4000元预付款，抵达上海后再补齐尾款，全程对方均未提供收据或发票。
然而，唐先生事后查询发现，这辆救护车并非来自江西省儿童医院，而是隶属于南昌赣医医院。这让唐先生对救护车开天价的合法性产生质疑，随即向江西省卫健委投诉。
事件曝光后，迅速引发舆论哗然。不少网民质疑：800公里收费近3万元是否合理？为何要通过私人账户收款？为何拒绝开具发票？种种行为无疑是在趁火打劫。
更令网民愤慨的是，南昌紧急救援中心披露的数据显示：按照现行标准，从南昌到上海的救护车转运费用约为1万1000元。这意味着唐先生叫到的救护车，开出的价格是公立医院价格的2.5倍有余。
但两天后，江西省卫健委在6月18日晚发出的一纸通报，让舆论风向彻底反转。
高风险ICU行动
通报披露了几个关键信息：首先，转院决定是由患者家属主动向医院提出的；其次，2万8000元的转运费用是救护车司机与家属协商后确定的。
更关键的是，江西省儿童医院派出了两名专业医护人员随车护送，并携带包括ECMO（体外膜肺氧合）在内的重症抢救设备。途中患儿病情一度急转直下，医护人员紧急启用设备实施抢救。
换句话说，这场转运实质上是一场高风险的“移动ICU”行动。最终，救护车在长途跋涉10小时、横跨800公里后安全抵达上海，患儿成功脱险。
有业内人士指出，若考虑ECMO的高昂成本与随车医护的投入，近3万元的费用并非毫无依据；更何况，此次出动的民营救护车，是在公立医院无力应对下临危受命，“真要说是‘天价救护车’，也是稀缺资源遇上了特殊情况”。
在一些网民看来，医院和救护车团队在孩子命悬一线之际提供关键救援，家属当时也接受了报价，如今孩子获救后却回过头来投诉收费不透明，难免让人质疑动机，“过河拆桥”“借病敛财”的指责接踵而至。
但也有声音认为，对普通家庭而言，2万8000元并非小数目，要求清晰的收费明细与正规票据，是正当且合理的维权诉求。
随着事件发酵，舆论也迅速走向极端。部分激进的网民开始对唐先生进行“人肉搜索”，甚至通过电话和短信对其家人进行骚扰，迫使唐先生报警。
最终，江西省卫健委通报，经调查，南昌赣医医院确实存在收费不合理等问题，已责令医院退还相关费用，并暂停其医疗转运服务，后续将进一步调查处理。
然而，这一处理结果却也让部分网民为医护人员感到愤愤不平：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在高风险中完成护送，却深陷舆论风波被质疑、被惩处。“以后还有司机敢接这样的危重转运吗？”
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民营救护车
在中国，公立医院的120急救系统受限于属地管理，难以承担跨省转运任务，加上公立救护车数量本就稀缺，难以满足现实的庞大需求。一旦患者需紧急转院到外省，医生通常只能联系外部医院协助。
自中国推动非急救转运社会化以来，民营救护车市场迅速扩张，但监管明显滞后。从设备配置、人员资质到收费标准，至今都缺乏统一规范，导致这个日益庞大的市场良莠不齐，“黑救护车”乱象频发。
有私立医院从业者就曾直言：“涂装面包车加氧气瓶就能接单，重症设备全靠口头承诺。”
以此次涉事救护车为例，ECMO单次开机成本高达约4万元，且需配备至少两名重症专科医生，呼吸机使用也需医护全程监控。
有业内人士估算，若计入这些设备和人力成本，2万8000元的费用看似比公立医院报价溢价154%，但实际价差或许并未明显超出合理区间。
但问题在于，这些转运服务至今没有统一、透明的成本核算体系。而在“生死时速”与服务稀缺的双重压力下，患者家属往往别无选择，只能被动接受对方报出的“一口价”。事后若想追问收费是否合理，往往又会变成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罗生门。
客观来说，民营救护车并非全是牟利的“黑救护车”。在公立资源紧张、供需失衡的现实下，这些民营救护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需求空缺，但监管缺位也让这一行业极易沦为利益链条滋生的温床。
由于跨省转运涉及多个地方的医疗与行政体系，地方规章往往难以跨省执法，使得转运车辆得以在省际之间的监管盲区畅通无阻。
过去几年来，民营救护车确实闯了不少“祸”，天价转运费、不合理改装、异地拉黑活等乱象层出不穷。
例如在2022年，河南一名男子被发现曾三次搭乘救护车前往隔壁市购买毒品，因为“救护车从未被卡口拦查，几乎畅通无阻”；今年5月，海南一辆民营救护车在西藏鸣笛一路开道，结果只为让车上游客下车拍照。
上述荒谬案例暴露出的，是在监管滞后的现实下，民营救护车转运市场中滋生出的乱象——打着救人的旗号，从事牟利的生意。
可如今这起江苏转运事件并非同类，这次涉事救护车在关键时刻完成了高风险的长途转运任务，为患儿争取抢救时间，最终挽救了一条生命。
事件中的家属唐先生受访时也强调，他对医生与医护团队心怀感激，从未有“过河拆桥”或“背刺”的用意。
他所关心的，是这趟转运收费是否合理，费用为何转入私人账户，为什么始终未能获得一张正式发票。在当前监管不明、定价混乱所造成的信任真空中，这些质疑并非无的放矢。
面对难解的信任危机，一味将矛头指向服务提供方，或让患者家庭独自承担所有风险与成本，甚至用“道德帽子”发起人肉搜索、舆论围攻，不仅无助于化解这道信任难题，恐怕还可能激化舆论情绪，错失推动民营救护车市场回归救人本分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