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税战开打后，中国将扩大内需视为重要因应之策，有经济学家和民间人士将目光投向中国社会边缘的农村老人，呼吁官方大幅提高他们微薄的养老金，让这个数以亿计的拮据人群能有更高的消费能力。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腾讯财经4月25日播出的节目中说，面对中美贸易冲突升级，中国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刺激消费来提振经济。他建议提升农民养老金，通过增强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来扩大内需。
在中国现行养老制度下，有1.8亿老年人领取“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其中大部分都是农村老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因而也被称为农民养老金。他们目前的月均养老金仅240元左右，且不同省市标准不一，上海和北京去年已经分别来到1490元和961元，四川、湖南等地仍在200元以下。官方2023年披露的数据称，25个省份当时的农民养老金在100元至200元之间。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和城镇企业退休职工，则享受着不同的养老金体系。官方《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二者2022年的月均养老金分别为6099.8元和3148.6元。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去年就说，农民养老金与政府机关及企业职工的养老金相比，差距是数十倍乃至上百倍。
在中国试图通过扩大内需来抵御外部冲击的当下，数亿农民的养老金额连糊口都很勉强，无疑成为一个尴尬的短板。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鞠荣华今年3月援引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称，中国去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城镇居民的42%。她指出，农村老人因低水平养老金陷入“消费抑制陷阱”，医疗支出压缩、服务消费近乎空白，依赖子女赡养，这也导致进城务工的“农二代”不得不压缩自身消费，以奉养家乡老人，并为自己的未来不时之需储蓄。
她说：“这种双重挤压不仅削弱当下消费动能，更可能形成‘低保障—低消费—低发展’的恶性循环。”
在陆挺看来，如果为月领200元养老金的农民每月增加额外的200元补贴，使其收入翻番，“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大的增长”，对他们的消费倾向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将显著地拉动消费增长。
对中国广大农民工来说，此举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们的养老负担，并提升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进而刺激他们当下的消费。
陆挺认为，推进养老体系改革和保障水平提升，将是中国今明两年最有效能的促消费政策工具。
在陆挺此次发声之前，今年已有多名中国经济学者、官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呼吁提高农民养老金。这波舆论呼唤，始于前媒体人彭远文1月发布的《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到1000元的10个理由》一文。
彭远文曾是《新京报》《看天下》等中国知名媒体高管，出身四川农村，工作和成长经历让他长期关注中国底层社会。他认为，提高农民养老金，不仅可以促进消费，也有利于官方提高合法性、社会稳定与国际形象，更是中国告别“身份社会”的关键一步。
过去四个月里，彭远文持续在中国多个社媒平台发声，喊出“大幅提高农民养老金是应对美国贸易战的最佳手段”等观点，有不少中国学者和网络“大V”认同转发。
曾转发呼应彭远文观点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钱军辉，4月8日在个人微信公号发文称，已有的“国家补贴”和消费券不足以填补3万亿元对美出口缺口，面对严峻外贸形势，应把农民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到2000元。
但在养老金分配严重不均的情况下，对既得利益者来说，显然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分出手中“蛋糕”。一个主流的反对意见是，农民年轻的时候没有缴过养老保险，或缴纳数额很低，因此不该有过高的养老金。
有网民在微博和彭远文激辩：“城里也不是天然就有养老金的，不工作不交社保就没有，相比之下出生就能分地的农村人算特权阶级了。”
鞠荣华则认为，农民群体1949年后曾通过缴纳农业税和低价粮食供给支撑中国工业化进程，但始终未被纳入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制度性历史欠账。“中央财政承担养老金筹措，本质上是通过代际转移支付完成历史债务清偿。”
尽管大幅提升农民养老金的呼声不断，中国政府仍在这个课题上保持着小步慢走的节奏。
中共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逐步提高”农民养老金后，3月“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宣布，农民养老金最低标准在2024年的123元基础上再提高20元。
这是中国农民养老金2014年以来的第七次全国统一调整，尽管涨幅达到16.3%，依然引发不少网民嘲讽“侮辱方式有很多种”“买一斤猪肉都不够”“打发叫花子呢”。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3月受访时说，农民养老金的支出约90%来自各级财政的转移支付，涨幅几乎完全依赖财政情况，因此制定养老金涨幅时应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但彭远文援引中国财政支出数据反驳道，官方2023年对2200万体制内退休人员补贴超过8000亿元，对近2亿以农民为主的城乡居民补贴3680亿元，前者人均财政补贴是后者的17倍。他批评郑秉文以百分比而非绝对值来看问题，是在混淆视听，“坏得很”。
钱军辉也以1.3亿农村老人每人每月2000元养老金做测算说，一年需要3.12万亿元，“这对中央财政来说不算什么”，“3万亿农民养老金增量可以带动万亿级别的消费增量”，“为政者应当机立断”。
“老而无休”的中国式乡下人悲歌
官媒《农民日报》4月16日在一篇文章中说，农村老人难以指望用200多元的养老金覆盖日常开销，因此仍然需要“找份活儿干”。
《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杂志去年10月披露，中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逐渐上升，50岁及以上的大龄农民工占比增大。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逐渐上升。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近年不断出现建筑工地清退60岁以上农民工、家政行业拒收超龄劳动者等事件，让他们打工维持生计也变得困难。
农村老人可能因生活困苦而自杀的情形也再次受到关注。一篇《中国青年报》2014年的旧报道，近期被多个自媒体以《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为题发布，在中国社媒热传。
这篇报道提到，当年的农民养老金每月虽只有55元，但让不少农村老人有了盼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
《农民日报》的上述文章称，农村老人长期徘徊在社会保障体系边缘，陷入“年轻时贡献国家，年老时依靠自己”的养老困境，理应得到更多关注。
无论提高农民养老金在不在中国应对关税战的政策工具箱里，如何消弭他们与城市体制内人群间的巨大落差，都是决策者总有一天要解决的必答题，因为这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对于一个将“平等、公正”视作核心价值的国家，尤其如此。
